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追求现代性到超越理性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动力。但现代性是以市场逻辑与理性主义合谋而发展的,它在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市场律令至上和工具理性独断,导致了社会断裂分化、道德理想失落、生态问题严重和人们精神家园荒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寻求共同富裕和提高发展质量抑制现代性悖论。科学发展观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终极意义,强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规范和思维范式的超越,推动了和谐社会构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非常规油气产业财税优惠政策研究

非常规油气资源因开发难度大、开采成本高,在国内一直未形成规模生产。中国目前在煤层气开发方面制定了完整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扶持政策,但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的财税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常规与非常规油气产业的财税优惠政策划分不清晰。美国、加拿大具有成熟的开发经验和辅助性的财税优惠政策,促进了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和中国煤层气开发方面的财税政策,健全其他类非常规油气产业的财税优惠政策;优化财税优惠政策并加大优惠力度,降低企业开发非常规资源的负担。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

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女性关怀的男权文本,突出表现在作品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扭曲的女性形象、菲勒斯中心主义思考的性别关系等。“女人祸水”论、把女人视为糊窗户的一层纸、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表现出落后的女性观。对亦妻亦母型女性的充分肯定,对反抗叛逆型女性的彻底否定,无一不是在扭曲和异化女性。宣扬菲勒斯崇拜的性爱观,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文学作品需要以理性和健全的自审精神检视男权集体无意识,清除男权文化积淀,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营造性别平等对话的文学空间。     

我国外资银行法律监管初探

本文探讨了我国外资银行法律监管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在外资银行监管过程中应该明确监管目标,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强调监管的持续性与统一性,实现监管机关的独立性等建议。     

威廉·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与构建和谐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目标,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相对薄弱的生态意识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主要障碍。威廉·华兹华斯诗歌的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的自然观渗透着一种浓重的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威廉·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思考

高校校园网络已成为高校师生获取信息和交流的重要渠道,伴随着校园网络产生的校园网络文化提供的空前优越的文化环境,改变着传统的办学理念,培养着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师生自觉参与到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来,同时校园网络文化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和冲击,弱化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本文就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带来的影响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建设和谐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合同履行地”管辖规则在“网上履行”合同案件中的适用

由于“网上履行”合同的履行发生在网上，不存在物理交付，使得在依“合同履行地”特别管辖规则对此类电子合同案件确定管辖权时，因合同履行地难以寻找而遭遇困境。在网上履行的情况下，合同履行地管辖规则适用的重点在于：根据合同交易的内容和方式，确定其交易性质，以确定合同履行地；需兼顾诉讼各方利益，在运用信息传送地、接收地方法的同时，考量网上行为与管辖地的关联度，合理确定管辖权。     

从萨拉·朱厄特笔下的树木意象看其自然思想

萨拉.朱厄特是一位对自然充满敬畏的作家。她在作品中刻画的不少树木意象折射出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遗憾的是,这些在过去的研究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生态批评崛起,世人对朱厄特及其著作给予更多关注的背景下,对这些树木意象作一评析,从仁爱、抚慰之树,人与树木和谐相处,对破坏树木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等三方面,可以解读作品的自然思想。     

21世纪以来代表性神话学家研究评述

21世纪以来,神话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当下富于代表性的欧美和东亚神话学家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些传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涌现出不少反思之作以及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神话"的边界依然流动不羁,因此在就神话进行学术对话时,必须明了所讨论概念的意涵及其所发生的语境;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探讨,20世纪视神话与科学为和谐互容的观点得到进一步深化,神话遵从于科学的情形遭到质疑。神话学不应一味将眼光投向遥远的过去,而应研究神话与当下现实生活的深度关联。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