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伦法典与秦汉法典比较:私有奴隶制和国家公有奴隶制

通过对古巴比伦法典和秦汉法典的分析,发现古巴比伦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家庭私有奴隶制阶段,其奴隶基本上来自外族和债务,国家对本族奴隶的数量要求不大,法律处死罪犯而不是沦为奴隶,无株连罪犯亲属为奴隶法。秦汉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公有奴隶制阶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隶外,奴隶制帝国还大量使用公有国家奴隶。国家奴隶来源部分为战俘,更多的是帝国刑法将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沦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奴隶,没有像巴比伦那样大批处死罪人。为了防止奴隶逃亡,两河流域和中华文明奴隶社会都通过发型和肉刑给奴隶打上识别记号。秦汉国家的严酷的奴隶制法律加强了国家和君主的权力,获得大量的最低成本劳动力,由此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国家水利工程和征服战争。     

河内竹林与七贤之游

河内竹林的自然发展概况,以及竹子所具有的简劲素雅、刚直有节、临空横展、华贵纯净、凌霜傲雪等特点及其＂比德＂意义,契合了七贤的道德审美理想,成为他们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自觉追求。河内竹林也因此成为＂君子林＂、＂竹子林＂和表达隐士心境的特定符号,同时七贤的竹林之游又丰厚了河内竹文化的底蕴和内涵。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律对妇女家庭财产权的保护

张家山汉简有不少关于女性立法的内容,结合简牍和史书中所记载的律令和案例,从女性"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个阶段探究了汉律对妇女家庭财产权的保护,并分析了其深层次原因。     

从《性自命出》看郭店儒简的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不是前人所说是为人治,它是儒家先人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而构建的一套人法相济、德刑并施,注重从根本、源头上来和谐秩序的社会学说。它不仅是社会和谐理论创制的难点,更是现实为政实践的难点。儒家在此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精神财富。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老子的“道论”并非凭空而论“道”

帛书本及诸通行本《老子》开篇便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个关于"道"的命题,并对其加以阐释与演绎,这种玄而论"道"的方式,无异于将"道"置于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让人感觉很是费解。其实,老子的原作或者说更接近于老子原作的郭店楚简本《老子》并非如此凭空论"道",而是结合现实论"道",使"道"有理有据,有血有肉,颇具生命力。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

晋伐齐是战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战国七雄并立形势的形成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材料。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表明:三晋伐齐的直接导因是齐项子牛之祸。项子牛之祸,可能是田和与项子牛联手谋害田悼子而引发的内乱。三晋利用齐国内乱,联合伐齐,攻入齐国长城。三晋伐齐后,先强迫齐康公入晋军会盟,又于公元前403年会同齐康公前往朝见周威烈王,正式获得了天子的策命。清华简《系年》表明,三晋称侯在前,命侯在后,三晋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才被周天子和列国所认可。     

秦汉简帛中的俗文学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睡虎地秦简《成相篇》,不仅有助于解决”成相辞”的性质、起源等问题,而且有助于重新确立荀子及”成相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把志怪小说的滥觞时间提前了至少五个世纪,改写了俗文学史。尹湾汉简《神乌赋》的发现丰富了汉赋的种类,把俗赋出现的历史提早了二百多年。出土简帛中的俗文学作品,都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对俗文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