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的“文”

《周易》中＂文＂的内涵相当丰富,大体可分为＂秀外＂之文与＂慧中＂之文。前者即＂文＂的浅层意义,后者则通过＂坤卦＂予以体现,是具有含蓄之美的内在文采。《周易》中的＂文＂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论语》则在《周易》的基础上,将＂文＂对象化,自此＂文＂作为核心概念开始裂变。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功利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缺失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文学“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境遇。要想突破困境，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也要依赖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     

论19世纪中叶后日本汉文学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汉文学变化极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三个问题论述者较少。一是对日本明治前夕志士文学的评价问题。简单地称明治前夕汉诗主流即志士诗,或简单地认为志士文学是当时汉文学最高峰,是不对的。所谓志士毕竟只占当时汉文学家少数,而且其大多在文坛上并不居重要地位;志士的诗文也并非都是志士文学,其中佳诗大多不能以志士诗目之。二是明治后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的严重性。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自其萌芽时起流毒即无孔不入,浸润于日本文学各领域,首先就是某些志士文学;其后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更为严重。从无名小卒到大官贵族,从杀人屠夫到高雅学者,都有人写鼓吹侵略的诗文。三是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史书抹煞汉文学的错误问题。日本文学史书中,有赤裸裸直接贬斥汉文学的,也有用一些高超玄妙的理论和遮眼的手法来抹煞汉文学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     

张闻天革命文艺思想研究——以中共创建为起点

张闻天在中共创建前后创造了大量的革命文艺作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革命的对象及如何建党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耕耘.他的思想经过工业救国、精神力量救国的转变,最终走上政治民主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艺思想,尤其是对文艺和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传统”的发明：建国“十七年”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十七年（1949-1966,简称建国“十七年”）是一个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力求在国际社会上赢得认同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国家机构主动对外翻译中国文学的开创时期.由作为国家对外宣传机构的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意图藉此对外再现作为新中国之遗产的古典文学形象,为新生的民族国家提供历史合法性.翻译古典文学作品由此成为重构或者“发明”新中国“传统”的手段.     

论《秘密花园》李文俊译本中儿童本位意识的体现

以儿童本位意识为基础，试从词汇、句法、修辞、文化及文体五个层面探讨《秘密花园》李文俊译本中儿童本位意识的体现，认为译本语言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且出色地体现出儿童本位观，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译作。     

启蒙叙事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文学

将中国女性文学纳入启蒙叙事传统中,通过启蒙思潮与女性文学的内在一致性、启蒙话语下女性文学的文本特征、启蒙对女性创作的启示三个方面,阐述女性文学的诞生与启蒙思潮的不解渊源、女性解放的主题与启蒙主题目标的高度一致、女性文学的两大高峰与启蒙的两大高峰相互应和、启蒙的先天不足造成女性创作的后天失调等现象和原因,指出在当下＂启蒙死了＂的哀悼声中,作为个人自由的启蒙精神将永存。启蒙思潮促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文学,而女性文学走向个性化又进一步深化了启蒙文化的意义,为启蒙提出了新课题。     

从再婚人口的性别差异看城市女性的再婚困境——以北京为例

随着我国婚姻解体数量的增多，再婚也日益普遍。基于北京市人日抽样调查数据和婚姻登记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北京近年来失婚女性的再婚率只有男性的40％左右。通过对再婚人口的婚次、年龄、教育程度和户籍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匹配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女性在再婚过程中相对男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则是造成城市女性再婚困境的主要原因。     

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

从周至民国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到宋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近代的西学翻译。具有独立性质的文学翻译就大量出现在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股文学翻译高潮中,通俗文学作家积极译介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内容和新体裁,引进新的表达手法,将它们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武举人的诗歌创作

宋代是典型的文治社会,即便是参举武举之人,也多有文士化特征,不少人著有别集,其诗歌有言"武"之本色,亦不乏题画、写景乃至苦吟之类,与一般文人差别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