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办教育收费的原则性与合理性

民办教育是国民教育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对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发展迅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相继出现.本文针对民办教育的收费环节展开讨论,在对收费方式一般理论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关于民办教育收费的政策环境以及民办教育收费的原则性与合理性关系,并以之为基础初步讨论了民办教育收费模式改进对策.     

从结果与过程理性看中国证券市场的会计监管

从结果理性与过程理性的角度,对当前中国证券市场中会计信息加以分析。说明为了提高证券市场的会计信息质量,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会计监管需要从结果理性的角度出发。对此阐述了会计监管在此方面已取得的成绩、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心理学对经济学的贡献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丰富与多样化,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不断与现实经济世界产生矛盾与冲突,许多经济现象仅通过对理性人模型的量变扩张已无法解释。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剥去了假设理性人光鲜的外衣,强调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行为经济学更适合对我国当前整体经济行为的深入研究。将个体行为纳入经济学分析体系,这对我国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为经济学修正了主流经济理论中＂自利人＂的假定,吸收社会心理学关于＂利他行为＂等研究成果,不仅与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相吻合,对当前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具借鉴意义。     

“满意化”和“适应性”:西蒙有限理性思想探析

本文将从西蒙对有限理性认识的几个重要阶段入手,考察有限理性在西蒙学术生涯中的历史呈现形态,进而解析西蒙有限理性思想的完整含义。本文的基本结论:满意化和适应性是西蒙有限理性思想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韦伯经济伦理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化重构

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理性精神 ,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的功利主义。正是新教的理性经济伦理塑造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存在诸多方面的理性缺失 ,更缺少系统的理性经济伦理思想 ,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大力弘扬理性精神 ,建立理性的经济伦理原则     

博弈逻辑中归纳合理性问题探讨

归纳合理性问题最初是由休谟提出的.对这一问题,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各种解决途径.在互动的人群的博弈中,由于总是存在某些公共知识,通过若干次博弈,总是有可能达到纳什均衡,因此归纳推理总是合理的.     

有限理性视角下提升危机决策能力的方法

危机决策能力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有限理性视角下的危机决策强调细分决策问题,避免常规问题分散决策者注意力;强调充分发挥经验、直觉和洞察力等非理性因素,当机立断,最大限度控制危机蔓延;强调从常规制度结构建设入手,解决权力划分灰色区域的问题,不断提高危机决策的能力。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