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学案》对张载思想中几个问题的诠释

针对张载提出的"气质之性"与"变化气质"、"成性"三个概念,《宋元学案》指出,性只是气之理,是气自有之条理、规律,因此气质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叫"天地之性"的性,人只有"气质之性"。正因为"气质即性"、"气质之外无性",故气质亦无待于变化,否则,气质变化了,性也要随之变化。同样,气之偏也不是性,也不需要一个后天的工夫过程来"成性",因为《周易》所说的"成性"乃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成之性。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额济纳元钞考察记(二)

黑城原为西夏所建,至元代从一座军事塞堡演进为商业城市。在这里宋元瓷器碎片遍布全城,可见当年的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是非常繁盛的,而多次发现元代纸币则是繁盛商业的直接反映。在额济纳见到了多种元钞,其中一张至元通行宝钞壹贯是国内仅此一张的文物,因而为我国文物宝库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关于顾城诗歌的价值与意义——兼谈当代文学史的叙述

顾城是20世纪80年代有影响的朦胧派诗人之一,其诗歌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可是现行的几部当代文学史教材对顾城诗歌的艺术特性没有给予恰当的评说。     

规范与失范——关于学术腐败的思考笔记（二）

学术界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揭发和批判至今没有使这一问题彻底解决,我们仍然有必要关注学术规范和学术腐败问题。陈明芳研究员的10年心血著作《中国悬棺葬》被剽窃,在之后的几年中剽窃者仍未彻底承认错误,也少有其他一些学术腐败者反省和自我批评。这些情况反映出学术规范问题的严重性。批判学术腐败,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有保障教育健康发展和纯洁教育者灵魂的重要意义。     

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成仿吾曾被称为"抡板斧"的文学批评家,其激情贯注的批评文字,带有鲜明的"左"的倾向,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宗派色彩。一方面是他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使然,另一方面又与他直率坦诚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在文学本体论上,他认同"表现说",带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在文学价值论上,他又力倡文学活动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在理论提倡上,他推崇批评的同情与公正,但在批评实践中又不时流露出宗派情绪,表现出思想的丰富与驳杂。而逆向思维与辩驳式的鉴赏习惯又使他的文学批评不同凡响,其色彩鲜明的批评文体与激情澎湃的人格魅力相得益彰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     

“乘X”与“趁X”——兼论“乘便”、“趁便”的词汇化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古代汉语中的动词虚化发展而来的,汉语的双音节化和注重口语表达影响着介词的词汇化过程,而＂乘＂和＂趁＂在经历了一个＂相异→趋同→替代＂的过程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假借→类推＂的融合型词汇化模式。通过共时性的研究,明确了介词性和使用规律;而历时性分析,加深了对二者的区分度,确立了词汇化机制;现代汉语中,＂乘＂和＂趁＂不再具有能产性,只在固定格式中出现。     

陈确的性善论

宋儒对儒学创新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心性论,这对于深化儒学,应对佛教挑战具有双重意义。但在具体论述或提法上也不乏疏失,清初诸儒大都对此有所辩驳,陈确也不例外。其基本观点是服膺孔孟尤其是孟子,主张性与情才气统一,反对彼此割裂,不赞同性的二元论,构建自己的性善一元论。与此同时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观点,着力在孟子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才、扩充角度诠释性善,使性善落到实处,这与晚明王学末流空谈性善迥然不同。     

《龙城录》再考辨

《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