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文化对萧红和迟子建平民文化立场的影响

黑龙江省的作家萧红和迟子建在意识形态被禁锢的历史时期,自觉选择、坚守平民文化立场,和同时代大多数作家选择主流文化立场及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艺术景观.这种创作上的突破,来自东北地域文化的核心萨满文化的影响,萨满教神际平等关系影响了两位作家平等意识和平民思想的形成,萨满教的万物有神论和万物有灵论影响了两位作家悲悯情怀的形成.     

萧红与迟子建创作中的儿童视角

为了挖掘萧红与迟子建两位女作家作品风格的成因,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作家自身的童年经验和特有的童年情结,以及作品中体现的作家纯粹、真挚与美好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等方面着手,对两位女作家儿童视角小说进行探究。结果表明童年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深刻而巨大。     

从个人哀痛走向公共伤怀——论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艺术上的拓展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具有双重突围的效果。在文本之内,主人公突破了私人庭院的限制,在旅途之中将丧夫之痛融入到矿区小镇这一开阔空间中的公共伤痛之中,增强了情感的批判力量;在文本之外,迟子建突破了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的私人化、身体化写作倾向,为女性写作注入了更具活力的公共性内涵。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使得这两种突围具有了一种相互阐释、彼此促生的关系。但这双重突围还不彻底,作品在艺术上的许多断裂之处与此相关。     

试论迟子建散文感伤情绪的艺术表达

迟子建散文通过感伤的审美意象,独特的艺术感觉,新颖的构思,艺术地表达了蕴藏于内心的感伤情绪,营造了一种忧伤中的诗意氛围,描绘出一种令人神往的伤怀之美;迟子建散文重要的美学价值在于其对感伤之美进行审美体验的同时,使人获得了一种忧郁的快感,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论新时期女性诗歌意识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新一代女性诗人翟永明针锋相对地提出黑夜意识加以颠覆。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生态视野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困惑——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探析

迟子建以她惯有的温情叙述滋养着黑土地文化的写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将生态话语纳入文学书写的维度,为我们展露了现代文明入侵下的鄂温克族民俗文化、生存方式以及生态资源等境况,彰显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遭遇的尴尬、悲哀和无奈。     

迟子建小说中童年母题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

从迟子建小说中可以看出,她的童年经验无处不在,因此童年母题的运用是迟子建小说中最富有特色的叙事模式。迟子建笔下的自然万物都充满了灵性与生命活力,动物也被她赋予了人类情感和人性内涵。迟子建小说中自然与儿童的物人交感折射出迟子建的童心和对自然的热爱,是其小说中童年母题的外在表现形式。     

论池莉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风采

本文通过对池莉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即对普通人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关注,分析了池莉小说创作的艺术风采,从而对新写实作家在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上的得失和地位作出评价     

情感的真实体验与向善求真的艺术选择——从《迟桂花》阐释郁达夫艺术真实的建构

文学的艺术真实是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对艺术真实的探讨不仅仅是对艺术创作文本与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关注,更是对文本本身与创作主体情感重合可能性的探讨。文章运用英美新批评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郁达夫从感伤主义到《迟桂花》中所体现的回归真实、回归自然的艺术真实的理念追求,以及从欲望未遂的行为体验与向善求真的艺术选择两方面,阐释郁达夫对于艺术真实理念的建构与坚守。     

死亡的叙事方式及其文学价值——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批评

死亡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束方式。而死亡作为文学的一种叙事资源并不一定被充分利用。尽管死亡是人类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但文学史上关于死亡的叙事并不多见。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却选择了死亡叙事,让我们领略了死亡叙事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