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对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决策,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重大政策实践问题,得到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基于调查问卷的方法,围绕什么参与方式、谁参与、为什么参与,以及参与什么四个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看,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方式被中国学习或本土化的期望度和可行性很高,但中国地方政府在学习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方式的经验时应随区域变化而变化。     

老年人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ISM-AHP方法

老年人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涉及范围广且关系复杂。为厘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影响程度,本文从身体特征、家庭特征、认知特征和环境特征四个方面构建了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首先采用解释性结构模型分析得到由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组成的3级多层递阶有向图,然后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因素指标的影响力进行排序,建立指标综合权重体系。结果表明：表层直接影响因素包括ADL、医疗支出能力、健康自评等8个,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包括慢性疾病数量、社会关注度、医疗保障水平等8个,深层根本影响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发展阶段3个。其中,家庭收入水平、ADL、医疗保障水平、慢性疾病数量、政府支持力度等是老年人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域下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虽然较之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发展状况还不尽如人意。本文通过探讨与分析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提出了有助于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议与对策。     

新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探析--以新疆伊宁市社区为例

文章以伊宁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对新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进行实证探讨。认为,经过近些年来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广大社区居民开始逐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新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总结了不少的有益的经验。主要有：通过“四知四清四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全面了解社区居民思想动态;通过为民服务奠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通过社区教育方式多样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     

国外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经验与启示

在中国城市规划从“精英式”走向“大众化”规划过程中,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的法律保障、严格的公众参与程序、完整的反馈修改机制等值得借鉴。在中国城乡规划转型过程中,应该公开城市规划相关信息,将公众参与时间前移和重心下移,提高公众参与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扩大公众参与内涵,以实现各方利益均衡。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     

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以交通规划为例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但由于受公众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交通规划专业政策的程度较低.事先没有介入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事后往往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交通规划决策制定过程特点的公众参与理论,结合国内案例分析交通规划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探讨提高公众参与交通规划过程有效性的途径.     

略谈"共同体利益"在欧共体反倾销法中的应用

欧共体反倾销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共同体利益"作为考虑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条件。在长期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中,"共同体利益"涵盖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其重要性也逐渐增强。由于诸多因素,"共同体利益"规定和应用上存在很大缺陷,分析其利与弊,对我国反倾销和应诉欧共体反倾销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困境与出路:新时期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微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