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会合作:推进本土非公募基金会项目管理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化

随着后"条例"时代的来临,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逐年增多,但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在项目管理的专业化方面,尚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非公募基金会应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并积极寻求突破,可尝试从校会合作的角度,通过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探索一条优化项目管理、培养专业人才的路径,以推进本土非公募基金会项目管理的专业化。     

“银政合作”融资机制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初探

“银政合作”是实现政府、农民和银行“三赢”的融资机制。实践证明,它是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为农民提供信贷资金,实现农民增收,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因此,应积极克服“银政合作”中存在的一些困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其大规模推广。     

协同性、竞争战略与涉农（食品）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目前有关农产品（食品）安全追溯性的研究虽然不断深化,但那些能够促使相关节点主动、自觉地采取追溯的方面却未得到足够重视。文章认为,应从供应链管理角度认识涉农（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本质,在动态过程中实现涉农供应链追溯模式的转换,发展模块化的追溯技术,使可追溯体系作为涉农供应链竞争战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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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作为作为国际航道,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多样的水下文化遗产,国家立法对这些沉船、淹没的古城、港口等水下文化遗产保存着的地域历史和海洋文明缺乏有效保护,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评述,对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相关的立法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海外非法跨境贩运走私和拍卖使国家法律制度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的复杂性导致南海区域合作保护中产生主权问题,南海区域的政治分歧与经济竞争给国家层面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带来困难,中国南海沿线水下文化遗产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有深层的必要性;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开展,中国与南海沿线各国应在国家立法层面探索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区域合作策略,沿线国家应建立合作机制,缔结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协议或行为准则,应互相沟通和合作挖掘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水下考古学管理和保护方法的学术培训,应建立南海区域水下文化遗产数据库,提供关于共同的水下文化遗产信息,每个国家有义务与区域中的其他国家分享信息,有将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和活动报告和通知给其他国家的义务,还应有协调国家计划,磋商与协调南海沿线国之间的合作方式与内容并作出决定。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商务函电中的具体运用

日常交际中人们遵循一定的会话原则,从而使交流得以顺利进行,但有时为了表达特定的含义,交谈双方又会违反会话原则。本文利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分析这两项原则在商务函电中的具体运用情况,产生了特殊的会话隐含,传递了特定的商务信息。     

“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研讨会”会议综述

作为第六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研讨会”于2013年9月15日至18日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研讨会由贵州大学主办,东盟研究院承办。会议共邀请到来自东盟8个国家、韩国以及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围绕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的深刻内涵、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意义、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充分、深入的交流讨论。通过研讨会,来自东南亚特别是来自东盟的学者与中国学者加强了交流、增进了理解、升华了友谊、收获了思想。     

基于区域合作的长三角城市创新体系

长三角城市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就必须在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的前提下不断强化合作协同机制,持续完善基于区域合作的城市创新体系,从而有效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有力提升城市产业层次和发展潜力。要充分考虑城市创新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区域科技资源布局的"根植性"、技术能力的非流动性、技术溢出的"空间局限性"等条件,通过强化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途径,优化整合本地创新体系内外创新要素,针对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组织和政府机构等不同的创新主体,不断完善和更新配套政策举措和实施办法,促进基于区域合作的城市创新体系日臻成熟。     

Firefighters across frontiers: two fire brigades cooperating in the Dutch–German borderlan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boundaries as symbolic constructs to overcome structural impediments to cooperation in a borderland constituted by two nation states –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 tha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may be regarded as close cultural neighbours. Empirically, the vicissitude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re analysed at the level of a Dutch and a German fire brigade in adjacent borderland villages. The diminishing visibility of border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more openness, but gives rise to the emergence of socially constructed symbolical boundaries, which has major effects on iss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loyalty within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in trans‐border spaces. Cultural differences can complicate processes of transnational coordination, harmonization, and negotiation. However, cooperation and trust, based on an affinity with a local culture in borderlands, may provide a more stable fundament for successful common ventures than do regulations enacted by state authorities.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how processes of transnationalization affect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ways in which European integration, national bureaucracies and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orm partly converging and partly conflicting forces in cooperative efforts in the Dutch–German borderland.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东向”外交

本文从能源安全视角解读印度“东向”外交的动力和目标。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发现,印度政府、国家能源公司等行为主体在“东向”外交区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政策工具获取能源利益,能源安全维度已经构成“东向”外交的重要目标,而且随着印度国内能源供需赤字的扩大,能源安全维度的权重逐渐上升。从能源安全视角研究“东向”外交,可以对印度在海外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和规律有一个初步认知,即遵循政治外交与能源合作相互推进和借重的基本逻辑,以及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现实主义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