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汉初时代转型与《淮南子》的学术境遇

汉初的时代转型,有着如下特质: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经历了从“休养生息”到“争于奢侈”的过程;在政治局势上,由“诸侯割据”演化为“强干弱枝”政策的全面推行;在思想与学术方面,“黄老擅权”的状况转变为“儒术独尊”之势。《淮南子》之所以未受当政者的推崇,主要原因即在于未能合乎时代转型之需。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汉代“鼓吹”与“骑吹”新论——以出土汉代画像为证

汉代“鼓吹”与“骑吹”的区别是乐府学史上的疑难问题。以出土汉代画像材料为证,“鼓吹”与“骑吹”之所以容易混淆,主要在于它们都以骑载的方式用于道路。骑载“鼓吹”与“骑吹”的区别,应该主要在于前者必须有鼓有吹,而后者则是有吹无鼓。“骑吹”可以视作低配版的骑载“鼓吹”。“骑吹”的出现与骑载“鼓吹”的表演难度有关。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

1909年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是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根据新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可确认公宴时间为1909年10月4日,另外此次公宴的参会人员有18人,包括王国维,此日记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因缘提供了珍贵史料。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研究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学术体系、派别和个人之间进行,涉及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成就诸层面,已经铸成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概念,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宗、通儒、俗儒和耆儒。一般儒生较为推崇儒宗、通儒,通儒比较轻视俗儒、浅儒,朝廷除任用一批名儒或大儒外,也很敬重宿儒、耆儒。这一学术主体评论的基本倾向,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影响着汉代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