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人——以抗战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为中心

以抗战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为个案进行考察,阐述日军入侵后的残暴行为,激起民众的反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树起抗日救国的旗帜,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打击恶霸等工作,在抗日根据地为民众树立了＂咱们的人＂的形象,为抗战后党进行土改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中国分县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地形条件是影响区域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子之一。中国的县域地形起伏度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且以低值为主,50%以上的县域单元地形起伏度在1以下(绝对起伏不超过1 000m),较好地表达了我国地形呈三级阶梯分布的空间特征。2005年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小于1的县域,经济发展向低起伏度地区明显集中,地形起伏度在1以下县域的GDP占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5.41%,相对于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向低起伏度地区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     

农旅融合、要素流动与县域经济增长

农旅融合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良好载体和生动实践。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的基础上,利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设计准自然实验,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177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农旅融合发展主要是通过吸引资本流入、加快非农转移和推动技术进步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凸显出要素流动在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此外,从资源禀赋看,农旅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县域内部旅游生态资源,对外部交通条件等基础设施也有较高要求。同时,东部地区县域的农旅融合发展能发挥出更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见,基于本地资源优势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并进一步补齐县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选项。     

转方式调结构 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调整结构转型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突破资源环境制约、提高质量效益的根本路径和迫切需要。在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中,应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夯实转型发展基础;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创发展新优势;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狠抓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绿色发展;强化保障措施,为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工业强县与实现旬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旬阳县工业经济迅速成长,工业强县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旬阳教育科技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南北区域经济差距较大,人口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都成为制约旬阳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旬阳在建设工业强县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建设工业强县建立在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必须搞好工业布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南北区域协调发展.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明清时期我国基层官制的量变与质变

作为古代中国富有特色的基层官制,明至清中期,县官制度经历其最后一次渐进性发展,在县官的铨选、任用、致仕、品级、待遇、管理等制度上不断加以完善,有效地实现了制度规定、职责实现与地方社会类型的高度统一。但是经过发展的基层官制仍然没有摆脱"钱谷刑名"的核心职责,所以这一时期的县官制度仍然呈现出一种量变。晚清时代,为适应中国社会性质的蜕变,基层官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和基层官制的行政、司法权分离,传统的县官制度逐渐为近代镇(乡)官制度所取代。至此,明清基层官制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县官到镇(乡)官的历史性变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基层官制,传统县官制度的合理性内核仍为现代所需。     

土地陈报与赋税征收——试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的土地陈报

20世纪30年代,为了整理田赋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新成立的江宁实验县在其境内举办了一次土地陈报。经过统计,土地陈报之后的江宁额征田亩与前相比大为增加。田亩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税收也获得了很大的增长。这同时也就为江宁此后的进一步变革打下了良好的铺垫,为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此次土地陈报具有十分明显的＂建设＂意义。然而,江宁县更多的将土地陈报与田赋征收连接起来,因而在强调建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控制意味。     

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实然逻辑”

中国历来有＂郡县治,则天下安＂之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仍然是＂成败在于县域治理的好坏＂。社会各界对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政府行为是理性的逻辑行为,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成败得失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必然性：县政府及其官员的自利性决定其行为的基本取向;行为目标的确定遵循着＂生存理性——利益理性——社会理性＂的逻辑顺序;行为结果取决于县政府行为的＂自由空间＂的变化。     

县级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及其典型模式

当前,县级政府绩效评估可划分为“目标责任制”“社会承诺制”“效能导向制”“专项评估制”和“科学发展观导向制”五种模式,四川达县、邳州、武威市凉州区、湖州各区县、厦门思明区分别具有代表性。由于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性,不同的评估模式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独特风格,但总体而言,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紧密围绕县政府职能设置指标体系;二是强调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和城乡统筹职能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