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示研究

本文以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为参照,基于生物共生理论的理念范畴和分析方法,结合生物共生理论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重点考察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共生关系,并提供了民族共生目标范式以及实现途径.     

灾后重建中社区建设新路径探索——基于Q安置社区中的“巷巷会”运作经验

灾后重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过渡性安置社区成员来源的广泛性和问题的多向性使重建工作呈现复杂性特征.要加快灾后以社区为本的重建进程,就必须在关注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导社区自治.在政府、各级管理部门、社会工作者各方共同作用下,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共建,建立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机制,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形成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归属感,培育新的社区共同体,探索灾后重建中社区自治建设的新路径.     

过渡司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

过渡司法最初是指一个国家由非民主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后,对旧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处理。冷战结束和东欧剧变之后,这一概念又被用来指战争或冲突结束后,如何追究过去的种种暴行。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历史上受主流社会欺侮、压迫的群体采取的道歉与赔偿等补救措施,也被称之为过渡司法。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为此设计了多种机制,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等。总之,过渡司法就是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过渡司法的精髓不在于提出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特殊的正义/司法理念,而是要提供一种方法论,以调和正义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它强调的不是一种绝对的正义理念和一以贯之的司法模式。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关于经济合作机制与经济整合概念的讨论——兼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逐步成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核心概念与内容。经济合作机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也有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与经济整合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分。两岸经济整合机制是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建构机制,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有低度经济整合机制、中度经济整合机制与高度经济整合机制,而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整合机制与模式。海峡两岸建立了不少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但两岸经济整合机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海峡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属于优惠贸易区性质,未来在完善两岸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建立高层次的两岸经济整合机制目标即两岸经济共同体。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向。然而。在我国长期的行刑实践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行刑方式社会化程度明显不足的问题尚十分突出。面对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近年来.我国受西方行刑社会化理念的影响和启迪,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亦开始尝试进行行刑社会化方式的试点工作。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描述了当前我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现状。从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试点工作刚刚开始,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     

基于社区管理模型比较的小城镇社区管理的思考

社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小城镇社区的管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社会建设的纵向发展,加强对小城镇社区的建设及管理创新有着重大意义。目前社区管理中存在着政府主导型、社区自治型、混合型的三种基本模式,三种管理模式在社区管理中的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比较分析三种基本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小城镇社区建设的特点从社区组织独立性、资金渠道和管理制度与设施三个方面分析小城镇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培养社区管理人才、拓宽资金渠道、完善管理体制和建立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的建议。     

基于“命运共同体”视角的和谐员工关系构建研究

和谐员工关系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本文探索了构建和谐员工关系的意义,构建了基于命运共同体视角的和谐劳动关系管理钻石结构,揭示了和谐员工关系带来的启示。     

村落家族文化复兴对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落家族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家族文化对于乡村政治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乡村,在凝聚民心和保持社区稳定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村落家族文化采取正确的对策.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被迫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工厂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工厂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 ,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 ,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局面。虽然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的进展和时局的转换 ,但它却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数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 ,并为嗣后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一些条件和留下了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主动或被动所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模式 ,至今仍有鉴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