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范畴的推广与双类型范畴

以对象和态射同时带类型的范畴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经典数学范畴论的推广问题。首先提出了"分类与类型化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的观点。接着,运用这个观点研究了对经典数学范畴的单态射类型范畴、单对象类型范畴、双类型范畴等三种推广途径,并重点研究了双类型范畴,且分别给出了表示形式。最后,说明了双类型范畴论是解决具体领域实际问题的思想方法和研究工具。     

《时序》与《才略》:刘勰对文章时代性之论述

刘勰《文心雕龙》所勾勒之文学史,非仅止于文学经验的集合,更是一必然规律的实践,文学史与“文律”是一体发生的.刘勰的态度表现在《通变》篇对文体、文数之常、变原则的讨论中.然而,在文律之外,现实中确实可见众多外于文学的偶然出现,却又作为文学创作背景之因素,特别是因君王好尚与世道盛衰所造成的时代整体境况,更是刘勰回顾文学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正视的另一类变因.在文章历史中,“时代性”作为变因,其影响并不明确,不具绝对、全面的主导效力;若真有时代对文章必然之影响,唯出现在世况有道的前提下,但一旦有道,亦已因道所具有之恒常性而取消了时代的个别之特性.文律故始终是决定文章历史的最大关键.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直寻”试论

钟嵘《诗品》提出了"直寻"的诗学主张。"直寻"应当包涵笛卡尔论直观知识时所谓的昭和晰,以及许慎解释指事字时所谓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特征。魏晋六朝的文学思想注重诗文的形式美感,钟嵘与刘勰仍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而"直寻"正是这一主张的产物。     

体验的阐释与二度阐释——“文艺心理学”课程之纲

“文艺心理学”作为一门课程可以以“艺术家是体验的阐释者,接受者是体验的二度阐释者”为纲,抓住“体验”这个核心概念,把文艺活动中艺术家、艺术作品、接受者、世界四个要素及艺术创作与艺术接受两个过程都联结了起来并体现出其特征与关系,便于学生理解与记忆,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于段玉裁闭口韵阳入合部的押韵和谐声理据的探讨

段玉裁创立了古韵十七部。他的第七部是侵缉合部,第八部是谈盍合部,即第七第八两部闭口韵是阳入合部。但在他的《诗经韵分十七部表》和《群经韵分十七部表》中并没有阳入押韵的例子。这显然违反了从押韵事实出发归纳韵部的原则。但在谐声字里,却有大量的侵缉相谐和谈盍相谐现象。这种押韵和谐声的不平衡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论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规范性基础的阐释——兼及文艺学规范性之反思

检视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规范性基础的阐释,进而反思文艺学规范性这一知识学得以展开的可能性.审美领域在现代拥有自身的规范性基础,因此可以用形式语用学加以阐释,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和悖论性,使得其内在地违背普通语言的惯例,逃脱日常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之掌控.因而立足于现代审美领域的文艺学既拘宥于话语的价值合理性,又要应对"无言之美"的微妙灵韵,文艺学规范性基础的思考理应聚焦于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点.     

韩国开化期进化论的接受与文学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韩国处于开化期,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权的恢复,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作为维护国权的开化期思想,经历了从实学到新的基督教文化以及以进化论为旗帜的科学思想发展过程。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进化论的自然科学思想,经过相互磨合期,共同形成了新的时代精神的基础。     

国际体育法学基本范畴初探

随着跨国体育关系的发展,国际体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构建成为可能,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积淀。国际体育法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国际体育法学基础理论、国际体育实体法、国际体育程序法。在构建国际体育法学的学科体系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三个理论上的难题,即国际体育法的法律性、国际体育法学的理论内核和国际体育法学的范围。     

体系的假面——姚永朴从《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的转变及其接受

姚永朴两本文字颇有雷同的著作《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法》,其出版相距不过四年,但学术声名却一隐一显。学人多以"体系、结构、组织"之善为由褒奖《文学研究法》,也因此消解了《国文学》的成就。而笔者经过对这两本著作的细读、剖析和比较,反倒以为《文学研究法》"体系"之建构并不成功;相反,《国文学》表面松散的撰述方式却别有内在理路,更能扬永朴之长而避其短。学界忽视两书之内情,径以表面之"体系"、"结构"为衡量,这一现象实际上折射出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著述观对中国学术产生的深层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