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供给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运用Probit和IV Probit模型考察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存在负效应。从性别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受家庭结构影响的程度大于男性。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特征差异,配套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市场劳动,是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的着力点。     

台湾新移民及其子女教育现状与未来发展

台湾地区社会在政治因素、经济政策的影响与发展下,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增加与非台湾籍通婚的现象,使得台湾在人口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台湾籍配偶及其子女己在台湾地区人口结构上成为了重要的群体,新移民子女教育也成为台湾地区教育中重要环节。从总体看,对于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教育和辅导主要包括语文教育、生活适应辅导和推广多元文化活动三种类型,早期比较偏重课业辅导,教育理念具有同化倾向,伴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普及,现今教育活动中加入了学习母语和祖籍文化等多元内容。     

论邻地通行与另辟通道——以梁某诉神农公司案为例

本文以梁某诉神农公司案为例,分析了我国物权法邻地通行权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物权法只对周围地的邻地通行权做了规定,没有对非周围地的通行权做出规定。本文指出,我国无偿通行的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通行权人需要对周围地所有权人的损失等进行补偿,但无需对特殊邻地通行权进行补偿。同时认为,对历史形成的通道进行的"划道"行为不是另辟通道。从土地用途变迁的历史维度出发,强调应当灵活理解"通道应当为土地通常使用所必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创新、升级与培育——2013上海文化消费报告

在全国文化消费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上海文化消费尤为繁盛。在载体方面,创新与多元化趋势增强。由政府主导的基础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消费产品更加多样化,但仍存在公共文化机构数量不足、消费理念薄弱等问题。电影节、书展、动漫节、艺术节、艺博会五大节庆类公共文化平台在消费产品多元化、亲民化、国际化方面的趋势更加明显。新媒体作为市场主导的自主型文化消费载体,发展迅猛。网购、APP、微博经济、网络文学消费稳步增长。在客体方面,假日旅游和出境游消费火爆,私人影院等体验式消费备受青睐,演艺、奢侈品消费呈爆发式增长。在主体方面,上海已形成高、中、低3类消费主体并存的文化消费格局,阶层化倾向日趋明显。     

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整体推进,构筑规划、建设、管理、技术、产业、社会和合作协同发展的综合体系。未来上海应以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为核心,以法律机制为前提,以政府监管机制为保障,以能力建设机制为基础,以社会参与机制为监督,按照"引逼结合、多方合力、突出重点、先行先试"的原则,加快上海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创新。主要途径有:完善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长效市场机制;推进分布式能源应用,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优化交通能源结构;培育发展再制造产业,推广先进制造理念。     

“新金融”发展态势及上海的鼓励政策研究

中国式"新金融"规模不断扩大,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增长与实体经济背离,也未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当前政策的出发点,不应仅出于控制金融风险而对"新金融"加以限制,更多的还是应考虑如何加大力度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上海"新金融"政策定位,应借助"新金融"体系,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并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型为重点,以活跃和繁荣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体系为抓手,构建上海"新金融"鼓励政策。     

Methodological decisions and the evaluation of possible effects of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on children: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urvey (NFSS)

Eve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 must make a number of methodological decisions whe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research projects. Each such decision carries with it both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The decisions faced and made by Regnerus (2012) are discussed here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regarding same-sex parenting. Even though the apparent outcomes of Regnerus’s study were unpopular, the methodological decisions he made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urvey were not uncommon among social scientists, including many progressive, gay and lesbian scholars. These decisions and the research they produced deserve considerable and continued discussion, but criticisms of the underlying ethics and professionalism are misplaced because nearly every methodological decision that was made has ample precedents in research published by many other credible and distinguished scholars.     

“新市民”文化建设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探究

我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城市就业逐步转化为新市民,他们在享受城市化生活的同时也面临了许多困境,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本文将主要分析这部分新市民的城市归属感、子女教育、现代化市民教育和文化生活孤岛化等四个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五个对策以加快推进新市民文化建设。     

市场经济主导下佛山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要素分析

佛山从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镇”到“珠三角制造业重地”,集合了历史文化、村镇经济、广州辐射的多重动力,佛山市行政区划调整已历时近十年,佛山空间结构的演变,已成为中国快速城镇化值得探讨的生动案例。2002年底,行政调整后的佛山市在战略规划中确定了“2＋5”的组团结构,而后又相继提出“中心组团”、“东平新城”的空间布局概念并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与此同时佛山市下辖的南海区和顺德区也在进行适应产业提升的空间重新布局,貌似无序的村镇布局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能否不断加以改善并实现城市产业转型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本文试图以佛山活跃的村镇经济为背景,解析佛山空间形态形成的动力,探索行政意愿和市场导向共同作用下的空间结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