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共享程度对物流外包激励契约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由供应商、制造商和第三方物流企业(3PLs)组成的物流外包系统,考虑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信息共享程度的影响,建立了协同工作环境下的激励契约模型.结果表明,委托人偏好低努力水平时,信息共享对激励契约没有影响;委托人偏好高努力水平时,信息共享能更好的激励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信息不共享时,3PLs只有提高对供应商努力水平的积极性;信息共享时,3PLs收入波动性增大,提高对供应商和对制造商的努力水平都能使其获得帕累托改进.本研究为物流成本在供应链成员中的分摊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模型改进和研究建议.     

癌症基因组研究信息披露的伦理探讨

癌症基因组计划是当前研究热点,存在诸多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地保障基因组研究参与者的知情同意是值得关注的内容。信息披露(disclosure)作为知情同意的第一要素具备深厚的伦理基础,然而与传统医学研究相比,癌症基因组研究由于其目的与内容的特殊性,研究中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标准尚存在诸多伦理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论领导权结构、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关系

以我国2013—2015年沪深两市A股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以消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计—税收差异作为衡量企业避税指标,用盈余激进度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分析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关系,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起负面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领导权结构、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两职合一的公司,企业避税程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两职分离的公司。这对于深入研究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会计信息可靠性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和决策参考。     

水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来自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1-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水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异质机构投资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企业水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低,其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该影响中,机构投资者整体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无显著的调节作用。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间接存在论:中国信息哲学对信息的独创解读

回顾信息概念的研究和探索历程,信息最著名的概念经历了从最初的熵和负熵的理论,到之后的差异说、形式说和状态说,从类反映说到意义和符号,再到计算信息和量子信息的学说,等等。虽然在这些理论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客观信息的影子,但是只有中国信息哲学中的“间接存在”概念将客观信息世界予以了最清晰的揭示。早在40多年前,中国信息哲学就指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后来,中国信息哲学又根据自己提出的信息形态分类理论,把“认识和实践主体对信息的主观把握和创造”也明确地纳入到关于信息本质的扩展性规定之中。近年来,中国信息哲学的最新发展,把存在、非存在,演化和时间,物质、信息和意识等纳入了信息哲学研究的统一框架,进而增加了对信息本质探讨的“物质世界与非存在世界的指向者”的新维度。由于在存在论层面揭示了信息的本质,中国信息哲学提出的间接存在论学说对人类哲学作出了全方位的独创贡献。     

图书馆信息资源整合与应用

数字资源建设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基础,后期整合又是数字图书馆的一个重要步骤。论述了图书馆信息资源整合的必要性、信息资源整合的方式、信息资源整合对图书馆工作的要求和信息资源整合的发展方向。以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介绍了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整合的实践。     

图书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针对目前农村图书馆在建设和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作为国家公共事业的图书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服务是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并阐述了图书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意义,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科技信息研究成果的综合评价方法

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理论,探讨了科技信息研究成果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建立了信息研究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数学模型。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的应然转向——以规制非法使用个人信息为重点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的行为类型仅限于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代表的转移行为,没有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纳入规制范围,造成刑事规制出现漏洞,体现了将个人信息自主片面地理解为转移自主、忽视使用自主的法益认识缺陷,进而仅以防范非法转移个人信息为入罪逻辑,使得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不周延。当前个人信息已然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现象愈演愈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逐渐形成“提供者—中间商—非法使用”的完整黑色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通过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变现牟利是诱发个人信息泛在泄露以及违法交易激增的根源,刑法单纯打击制裁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只能是治标之策,导致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效果欠佳。随着进入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根植于个人信息的人身性、财产性、公共性等复合法益属性的使用价值日益凸显,使得个人信息使用自主相较于个人信息转移自主更具核心法益地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重点理应从转移环节转向使用环节。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属于下游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大损害或威胁,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