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语境下的“代价”追问——哲学视野中的“代价”问题

当前对“代价”的理解有几种不同范式。但只有将“代价是什么”置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语境下考察,才能彰显其本质性意蕴。“追向”的结论是:代价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的消解也只能在实践活动中进行。     

精神是时间的本质——从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的批判看黑格尔时间思想的实质

在费尔巴哈看来，在黑格尔注重联系和发展的历史原则中，那种以时间为惟一向度的思辨哲学方法，最终成为反“时间”的“理性专制主义”。在马克思的批判中，黑格尔的绝对方法作为应用的形而上学，具有创造一切的权能——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运动、自我安置自己，通过思想运动建设世界，从而把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颠倒成纯粹思维的生产史。从根本上说，黑格尔绝时方法的形成与黑格尔颠倒日常语言和哲学语言的关系密切相关。由于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中，作为有限性（时间性）存在的人是无限存在即无人身的理性实现自身的场所、工具，所以海德格尔指认黑格尔哲学仍然是在场形而上学，黑格尔时间概念是本源时间的敉平。     

有限理性背景之下的情绪功能

有限理性模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时间、资源和智力能量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限性,人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非常有限,通常在决策时,我们只能做到有限理性,难以达到完全理性的要求。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绪能够影响各方面的决策,通过背景情绪,与任务相关情绪和预期情绪三种途径在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兴起及其意义——从逻辑的观点看

从次协调逻辑的视角看,作为科学哲学中心问题的合理性、进步、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合理性在于协调性,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一个理论被称为真理,是因为它具有较大的协调力。因此,合理性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真理标准三者实际上可以统一于一个标准,即协调力标准。这就是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精髓或本质。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兴起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应当关注科学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其发展方向是密切联系科学思想史研究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其发展道路是致力于促使各学科和学科各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开创有特色的中国科学哲学发展新局面。     

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化的两块基石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就是市场和企业组织。但是,市场和企业的正常运作却离不开公共行政的相对独立及其作用。实际上,现代市场、现代企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公共行政这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产生和发展上的共时性,而且在相互关系上也存在着内在的和必然的逻辑联系,从而推动了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内在联系来自三者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现代化的逻辑基础,也可以把合理性和合法性看成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两项主要尺度。     

论马尔库塞对马克斯·韦伯技术理性的评判

在马尔库塞看来,韦伯的技术理性尽管在一定的范围、时限具有高度的有效性,但从本质上看它.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因而它具有内在的局限性.马尔库塞对韦伯技术理性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是不可靠的,要想使实践真正富有成效,就必须把经验、实证层面的东西上升至理性.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     

论理性转向非理性的实践基础

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哲学,只是在现代才凸现了非理性主义哲学.这说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即不是线形平行发展的.其原因是复杂的,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与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生存环境密切相连的.     

从“直觉”到“理性”——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由所“立”——发掘论证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所“破”——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出发,视直觉为本体与发用的统一,并诠解出了直觉作为“德性之知”和“情意之知”的意涵。其阐发富含创见,但囿于早年的理论旨归所限,将直觉置于理智的对立面,强调了直觉的本能冲动意味,导致无法形成圆融的方法论,也难以建构严整的形上学体系。在意识到了局限性所在之后,弃直觉而转向了儒家的理性。然而,粱漱溟对理性概念的清理和阐发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