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遭遇

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专业被取消,社会学研究者大部分被迫改行.1956年,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引起国家的重视,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面对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转型期大量亟待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费孝通、吴景超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启动了社会学重建运动.但是,反右运动中断了社会学重建的进程,由于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运动,参与重建运动的社会学家遭到政治上的整肃,有的甚至被划成右派分子,如费孝通,遭遇了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社会学重建的中断造成学术传承的断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伪科学、反动的学科,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近30年.     

论《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的文化特点与意义

2000年以来,恩施州民宗委组织全州民族与文化工作者开展民间文化再挖救工程,到2006年已完成民族民间文化挖掘与研究的课题49个,并将其编著成书共49部,形成了《恩施州民族民间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函盖了民族研究的方方面面,展示了恩施州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是研究鄂西地区民族问题和民族民间文化的基本材料,为继承与创新民族民间文化起到了奠基作用。     

知识观光:中国研究的知识伦理框架

中国研究发展至今,研究对象与研究者都出现了自我认识上的困惑。原本各有其所的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出现混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研究遭到的挑战,其巨大的潜能与严肃的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某种知识伦理体系的勾勒,以及未来这个体系的开展,与个别研究者在其中位置的界定与迁移,共同赋予研究者一种赖以自我定位的空间意识,使研究者对自己所同意或不同意的知识立场,能掌握某种伦理上的相对关系。本文将知识的性质归纳成三个不同的面向——欧洲中心与中国中心;共时性与历史性;物质性与诠释性——使得在某一个面向看似迥异的知识立场,在其它面向却因为归属于相互接近的位置,出现对话的可能性,并得以一探彼此之究竟。更重要的是知识伦理关系的建立容许研究对象加入对话,这个对话可以由研究对象直接参与,也可以由研究者假想参与,更可以由其它研究者代理参与。这样的无限空间将吸引每一位研究者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反省,丛而使他不会再继续甘愿拘泥在一个特定知识主张之中。     

蒋廷黻研究述评

蒋廷黻是民国史上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即开展对蒋廷黻的研究。迄今为止,学界主要以蒋氏的近代史观和学者从政前之政治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以后的思想演变和政治实践较少涉及。解读与析评蒋氏近代史观乃此一时期的中心论题。全面而深入地对蒋廷黻其人其学进行研究仍是学界努力的方向,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无疑是达成这一研究目标的关键。     

人类学与国学

国学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建立,也使世界把眼光投向中国“国学”。国学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和平崛起中重建,是人们关注国学的焦点。为此,《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专门组织了由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杰舜教授组织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郑仁钊博士等。在座谈会上,人类学家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国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畅谈了自己的看法,颇为别开生面,另有洞天。本刊特全文发表座谈会录音稿全文,以飨读者。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长安学溯源

长安学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人们对此还有许多看法,多数学者尚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长安学还比较模糊。要使长安学变得清晰起来,就要找到它的理论基础。产生于长安大地的这门学问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化,就是长安学提出的理论基础。     

MAPPING CULTURAL/POLITICAL DEBATE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The theorization of postmodernism as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has generated a number of debates among Latinos in the US and among Latin American critics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number of writings published between 1989 and 1994 by Latin American critics focusing on the viability of seeing Latin America as postmodern. We argue that in the rush to accept First Worl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re has been much confusion and a collapsing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ategories. Conflating market growth and shifts with social chang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a plurality of consumer goods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some critics have been quick to label cultural pro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as ‘postmodern’. What is needed is a delimitation of the categories us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debate in relation to other debates on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democratization and alliance politics, as well as an examination of local intellectual debates with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restructuring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     

发现“边政学”:学术与时势之间的民国边政研究——评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置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这不仅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而且在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的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当然,是书较着力于"边政学"的"今生",尤其是边政学与时局的关联,而对其"前世"着墨较少,从而未能很好地回答边政学究竟是清季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此外,"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也是值得再深入考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