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苏轼词中的孤鸿意象探析

鸿是我国古诗词中经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情感。苏轼在传统意象的基础上,在他的词作中把传统的鸿意象与自己的独特个性结合起来赋予了这个意象更为深广的感情生发空间。     

苏曼殊:无法救赎的自我--兼与李叔同比较

苏曼殊皈依佛门是由于"壮士"的理想无法实现和"美人"的情意不能解脱之后的一种自我救赎,这种皈依是苏曼殊的一种外部行为,并非一种内在的真诚信仰,因此苏曼殊注定无法救赎自我.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城市文化——罪恶的渊薮——苏童小说《米》的再解读

苏童摆脱了对创作短篇小说的一度迷恋,写作了长篇"新写实小说"《米》。《米》已经被人们做了诸多的归纳与阐释,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借一个逃亡与回归的故事母题,去写一个在城市文化中人性被扭曲的、孤独无依的人的具有悲剧意义的一生。于是逃亡与回归、人性的扭曲、生命的孤独便构成了苏童小说《米》叙述的基本元素。本文就试图通过这些跳荡在作品中的元素,来透视这些元素背后的城市的淫靡文化是如何摧毁了一个乡村青年的生命的。     

论苏轼创新意识的形成原因

苏轼作为一代文宗师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卓尔不凡的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源于尚变的民族审美心理的潜移默化,源于四川地域文化的影响,源于苏氏家族门风的濡染,源于时代风会的熏陶,源于前辈名公的奖掖扶持,源于其性格禀赋和后天的造化,源于其坎壈的人生遭际。一句话,是民族、地域、家族、时代、伯乐、个人性格、后天努力和人生遭际等综合因素锻造了苏轼,使其成为穿越古今、生命永恒的文化巨擘。     

论苏洵的“人情”观及苏、王关系

苏洵<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此前的研究,多从版本和史实考订的角度切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难说得以圆满解决.本文试以考察苏洵的人情观为重点,观照决定苏、王关系的深刻思想分歧,有些疑难似更容易理解.     

梁实秋文学批评思想探源

由于染实秋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不同于现代时期的其他作家 ,所以在留学过程中所接受的是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 ,而这一批评观的来源则是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又是一种超越时空而不变的思想和文明境界 ,为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梁实秋归结为保守主义者     

论童年经验对苏童小说创作的影响

年轻作家苏童的小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苏童生于江南古城苏州,有着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祖辈生活过的扬中有着难以释怀的“故乡情结”,在体弱多病的日子里积聚了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感受力,这一切都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其形成“说故事”的创作风格,并以多种方式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来。他的童年经验对其“红粉系列”、“枫杨树系列”、“香椿树街系列”以及“宫廷系列”等四类小说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