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

孙中山从民初巩固党基与民主共和等方面阐述了党德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修明党德”需要党员“明白党义” ,“遵守党德”、“服从命令”与“国家” ,立志“做大事” ,努力“替众人来服务”、“为中华民国求幸福”。而政党严格纪律 ,党员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辨别是非能力是达此目的的必要途径。这一党德重构成为孙中山道德思想的核心 ,决定其道德思想高于近代大众道德的精英化倾向 ,是中国近代政党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至今仍值得珍视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太阳神鸟黄金面具青铜立人的藏文化解读

从藏族古代文化的视角来看,金器太阳神鸟图似乎与斯巴嘎巴和迥瓦风轮的观念有关,斯巴嘎巴和迥瓦风轮观涉及藏族本教的空间时间观和宇宙本体观。斯巴嘎巴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指空间和时间。迥瓦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指风火水土四元素。风轮是藏语的汉语意思表达,指“风”为元初原动力的宇宙形成观。在藏语言里,黄金面具实为金面。古藏人非常重视头发及其发型,即便是对死者补妆也是如此,在为死者补妆时,发辫被排在了补妆12点数的首选位置,且头发与绿松石相对应。     

近代《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

近代《泰晤士报》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中立到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转变。《泰晤士报》以西方经验和价值观审视辛亥革命,其相关新闻文本带有显著的政治倾向性、选择性和主观色彩。《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对革命进程本身以及此间英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孙中山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源于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和儒家文化中“和”的思想以及近代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其主要内容有：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的统一必须是完整的统一;和平统一是主要的统一手段,但决不放弃使用武力;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以市场统一和交通统一来促进国家统一。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感悟化：《东方的太阳》拓展政治抒情诗的新路径

谭仲池先生的《东方的太阳》,把抒情建立在与客体的心灵对话之上,结构穿梭在“求谒”的且歌且行之中,语言紧贴智性化的生命律动,作品以感悟的方式丰富、拓展了政治抒情诗的新路径。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深刻启示

民生问题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政权兴衰治乱。近代中国在反动势力统治下,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孙中山认为列强的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制度是国家衰弱、人民困苦的内在原因,土地、资本的垄断剥削是劳动群众民生凋敝、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技术落后、实业不发达是民生难以改善的瓶颈制约因素。解决近代中国的民生问题、为众生谋幸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必须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必须通过实施门户开放主义、大胆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来发达国家实业而又节制资本、防止大地主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从而引发劳资间的社会冲突。其思想给当前我国的民生建设以深刻启示。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辛亥革命”是一历史的概念 ,现有的辛亥革命的话语主要源于革命党人关于革命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 ,同时又受到了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影响。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最后十几年间 ,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运动、社会化趋势与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激荡的产物 ,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因此 ,研究辛亥革命 ,必须考察辛亥革命话语的形成 ,同时注重研究辛亥革命年间维新与革命、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民国初年的国民心理     

广陵琴派一代宗师孙绍陶

孙绍陶先生家学渊博，精于琴艺；于广陵琴艺衰落之时，创办广陵琴社，弘扬琴学；培植琴人，传承琴艺。作为广陵派古琴第九代传人之代表人物，孙绍陶对广陵琴派的传承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强力政府论”:激进乎?保守乎?——基于梁启超、孙中山相关思想的考察

梁启超、孙中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主张虽有很多差异,但在政府问题上的主张却惊人的一致。基于国民程度低下等原因,梁启超在肯定政府之事业当渐次轻减的同时,强调适宜于当下的善政府必须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孙中山在重新界定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只有主人(人民)真心诚意地将治权交与仆人(政府),才能打造出一个理想的万能政府。梁启超、孙中山的强力政府论在论证逻辑上虽有明显的不同,但却兼具保守与激进的思想特色。这种情形印证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所谓保守与激进实质上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思想谱系。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