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内在背离下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完形性问题——以孙犁《风云初记》的文体裂隙为例

源于小说"隐括"机制下史传的内在背离性,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文体的分裂"与"文本的间隙"形成了构建该小说结构要素的文体裂隙,成为带有明显文体裂隙特点的典型文本。以《风云初记》为中心文本并通过对其创作前后杂文、文论和《文艺学习——给冀中一日的作者们》及《文学短论》等周边文本的考察,可以发掘史传内在背离下,作家历史观念审美表达的复杂性。     

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之评价的当下性思考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进程的变化,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也有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梳理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探究其起伏变化的复杂原因,反思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误区,对于深化瞿秋白的研究、客观评价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都有一定的意义。     

孙中山与毛泽东教育思想比较论要

孙中山与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认为教育维系着国家的命脉,倡导教育兴国,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实行民众的普及教育;都强调立志报国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主张进行爱国教育、修身教育、启智教育,重视因材施教和社会实践的教育方法改革等。但两人教育思想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关注的往往是上层士大夫有识之士和有为青年,而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贫苦工人和农民;孙中山更侧重西方自然科学和军事训练等内容,而毛泽东则更多的是让下层贫苦民众"写得、算得"以及唤醒他们的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等。     

从孙中山三民主义价值观的转向看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国选择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替人民群众代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根本。对比"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的三民主义价值观基点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价值立场,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内在契合性。透过孙中山由"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基点上的"联俄、容纳共产党、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价值观转向,更能判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城乡变迁中的孙惠芬小说之伦理观

"城乡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孙惠芬绕不开的一个写作主题。面对城乡变迁中出现的颠覆传统伦理的变化,作者凭借自我经验与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体验,并通过把握自己情感反应来对传统生存伦理和现代经济理性之间的纠葛,血脉亲情弱化和孝道伦理变迁,做出关注具体情境的关心关怀式的情感书写。女作家孙惠芬就此亮出了一种具有关怀伦理思想的道德立场。     

国民党"训政"时期对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背离

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主要精华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思想,"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以及"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极具进步意义。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未真正按孙中山遗教办事,而是在"训政"的标榜下,建立和维护其反民主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政治体制。主要表现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从未"萃全力于县自治",限制、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必先治党思想,日益专制、腐败、独裁,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终致失败。     

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

本文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论述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指出孙中山针对国民素质低下的一些表现,提出了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一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二是养成具有较高素质的国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大力推行普及教育,积极提倡教育平等,重视教师素质的提高,热情支持女子教育,极力促进教育改革,同时非常关注社会教育。从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中,可看到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多重影响,并有与时俱进、与国情结合的价值选择。     

《野叟曝言》文本的叙事操作及其意义

作为乾隆中期的一部重要长篇章回小说,《野叟曝言》以往较少被人关注,其实该书文本的叙事操作是颇有特点的,从叙事焦点、情节动力和炫才倾向等三方面来看,作者似乎徘徊于表现与再现之间,从而造成了对小说艺术本体的遵循与疏离,而这些均源自作者主体意识对小说的主导作用。     

孙中山、孙科与中国铁路建设研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的“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著名论断,第一次从宏观上科学地阐述了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著名论断,不仅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铁路建设高潮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铁路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促进作用。孙科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首任铁道部部长,他继承父志,努力发展中国铁路事业。     

孙中山人民监督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人民监督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权力的归属及人民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上 ,主张“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 ,“人民为一国之主 ,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 ,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 ,确立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前提 ;二是设计了人民监督的理想模式 ,主张用人民的四个“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 ,以实现“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