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     

论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以法治政府为视角

中国政府正处在向法治政府演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行政法不仅起源于这个过程的起点,而且是推进这个过程的主动力。法治政府的演进轨迹折射了行政法的运演过程,法治政府的逻辑外现有有限政府、理性政府和责任政府,而中国古代有关行政的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纯粹的行政管理层面,完全没有法治政府的价值趋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     

表现世俗内容的《僮约》与作为宫廷作家的王褒

《僮约》及《责髯奴辞》是汉代赋家王褒入仕之前的作品,在艺术上颇有成就,表现出作者世俗化和诙谐性的创作兴趣。入仕之后,王褒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迥异,这与当时宫廷的政治需要和审美趣味有关。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探析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是我国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履行政府职能、加强公共管理、实施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紧迫问题。这涉及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管问题、如何发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社会效益问题、怎样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等。     

问责制理论来源的梳理与反思

对于“问责制”的理论来源,当前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六种:是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要求;来源于《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来源于委托———代理理论;是权责对等原则的具体要求;符合党纪、政纪精神。然而当前理论界的探索仍存在视角单一,重来源轻实践的缺陷,但如果抽象其本真价值来看,这些观点体现了行政价值的回归。     

行政裁量的界限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贯穿于整个公法领域的重要法律概念,为所有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理由。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解释其内容时往往要诉诸于行政裁量。当今宪政国家要求行政裁量行为遵守内外界限,而此种界限映射到公共利益上即表现为法定性以及合理性和程序性。     

元朝的廷辩

廷辩是元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决策形式。廷辩的举行、结果的认定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皇帝决定。故谓之廷辩。它采用当事人双方当面对质、对辩的形式,论争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功罪。廷辩多发生在忽必烈朝。由此追溯至蒙元之际佛道(全真教)三次大辩论,可以认为,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统治理念和方式上的体现。此后,成宗、武宗朝间或有之,后即未见,可知蒙古贵族的统治方法也显出逐渐汉化的轨迹。     

民事诉讼行政介入的程序规制研究

规制行政介入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除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体制规制路径,将行政机关意见表达纳入民事诉讼程序是其另一程序规制路径.程序规制具有公正审判权请求权、论辩式民事诉讼对话逻辑、诉权制约行政权、民事审判实质公开的“武器支撑”.“法庭之友”制度对民事诉讼行政介入具有程序规制作用,中国行政机关可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民事诉讼、进行意见表达.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不会损害独立审判,相反有利于司法公正公开.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限,是新型诉讼参与人,应明确其诉讼权利义务,构建行政机关作为“法庭之友”参诉的具体程序.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政府性基金征收的正当程序研究 ——基于民航发展基金的个案分析

政府性基金的设立,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投上发挥了政策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市场经济模式的完善,作为时代产物的政府性基金,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透明度均存在着质疑。选择以民航发展基金为个案,对民航发展基金的由来与发展、征收的使用和制度规范以及设立程序进行阐述与分析不难发现,民航发展基金在前置程序、立法程序、征收标准法律依据、实施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正当法律程序的偏差,致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政府性基金的设立,应该在前置程序、程序立法、实施程序、纠纷解决正当程序诸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