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行政化”到“再行政化”：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变迁研究（1983至今）

本文试图回顾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变迁历程,对这一体制变革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探讨。将这一体制变迁梳理为“去行政化”和“再行政化”两个阶段：“去行政化”指改变行政机制在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在后勤服务供给和保障中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旧格局;“再行政化”指将分散的管理权限集中起来,将涉及机关事务的职能纳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机关事务进行全链条、全环节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从1983—1997年,是机关事务管理“去行政化”阶段,体制上表现为生产服务职能的剥离和机构的精简与调整;从1998年至今,机关事务管理体制进入以“再行政化”时期,表现为管理职能的强化。     

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之界定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一个重要问题。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或种类问题是行政诉讼第三人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立法中也没有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有不同的做法,缺乏统一的标准,亟待完善。从基本原则、标准等方面对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作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作出较为科学的划分。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文化调整路径初探

政府机构的膨胀与低效已成为社会的重负并扭曲了这个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模式。我们力求理解机构改革为什么总在恶性循环中辗转反复 ,我们在文化中找到了答案 ,即文化影响政府机构改革。因此 ,应当针对阻碍政府机构良性运行与发展的文化因素 ,就“能做什么促使其改变”的问题全面地给出关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文化调整思路。     

西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对策研究

西部各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滞后的问题已是制约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各级政府必须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上有大作为,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和谐社会的构建,扎实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创新,加快体制创新系统建设,树立政府的诚信形象,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立健全政府预警和应急机制,不断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和谐、快速发展。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特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这决定了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目前,中国面临着两个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不协调。这又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施行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过程中表现出亲近平民、限制威权、注重德治的特色。     

有关保证期间几个法律问题的探析

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中一个重要而又很复杂的问题，但有关保证期间能否中断、中止或是延长的问题，约定保证期间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以及保证期间过后保证人再承担保证责任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界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正确处理保证期间中的这些问题，往往直接牵涉到债权人、债务人以及保证人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因而在实践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探讨了我国现行的担保法以及担保法解释对保证期间的界定。     

行政伦理分析——兴起的原因探讨与“失范”的对策思考

目前行政伦理的研究备受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改革的实践的推动,又有外国行政伦理理论研究风潮的影响,也有基于突发事件的反思和教训等.考察其兴起的原因将有助于把握行政伦理概念的整体逻辑,加深对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的理解,并有助于正确估量其现实或潜在的作用.     

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设想

通过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法理及经济效益分析,指出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必要性,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阐述我国小额诉讼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刑事诉讼中宽容理念的价值追求与现实依归

我国刑事诉讼法开始倡导和容许个体的意志自由选择,使个人意志得到尊重。旨在揭示宽容理念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形成和发展,阐明宽容司法与传统刑事诉讼秩序的关系,希望有关宽容理念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观能得到重视,以探究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秩序中的宽容度。     

行政法院在中国的不可行性分析

中国行政审判制度在17年的运行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国内不少学者主张借助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制度来摆脱行政审判体制运行中出现的“三难、一低、一高”的尴尬局面，并促进司法权切实有效审查行政权。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外国行政法院产生、发展的历史沿革和中国现有的本土资源，就会发现行政法院在中国（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