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大用——英语专业文学教育功能浅识

文学之用存在于它的"无用"之中,即在于大用,而非世俗之所谓急功近利之用。本文从文学与语言、文化素养及交际能力等要素间相互关系入手,就英语专业文学教育的功能及功能实现的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     

清代满族文学与"京腔京韵"

清代满族人的汉语北京方言表达能力升至高水准,满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的"京腔"艺术性语言,也跟进于本民族的语言拓展,标示出高水准。清初满族刚刚登上汉语文坛不久,他们的诗人即一反中原文学引经据典、高深莫测之传统,蹊径独辟,是以天然、浑朴、俗畅、晓白著称;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最能代表满人文学成就者,非满族小说莫属,其一以贯之的长处,也首推语言,曹雪芹《红楼梦》、文康《儿女英雄传》,以及清末大量涌现的满人京语白话小说,还有子弟书、八角鼓等俗文艺,无不引领中国近代早期白话创作风骚,开启现代"京味儿"文学先河之功用价值。     

1991-2014年藏文古籍文献研究文献综述——以中文核心期刊载文为例

文章以CNKI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以1991-2014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藏文古籍文献”为主题的载文信息为检索内容,通过检测得知1991-2014年以“藏文古籍文献”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共有45篇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全面,涉及面广;二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三是研究领域的多种化;四是研究形式多样化。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所涉及藏文的古籍文献保护与抢救研究、古籍文献的开发与利用研究、古籍收藏与古籍研究、古籍目录学研究、古籍文献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藏学文献馆藏建设研究和其他与藏文古籍文献相关的研究等多视角对“藏文古籍文献”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以期在展示精华的同时,力图为“藏文古籍文献”研究的深入研究提供可借鉴性的综合史料。     

抗日文学光环掩盖下的文革

何顿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来生再见》,其写作的重心不在抗日,而在文革;作家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普通人在极端政治条件下人性的挣扎。生存环境险恶严酷的抗战时期,主人公黄抗日能够应用自己的生存哲学虎口脱身,回到家中安静地生活;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他却被逼得装疯、吃屎,家破人亡,生活、人格肢解得体无完肤。作品通过这种对比竖起了一座文革无字碑,形成对文革无言的控诉。     

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国网络文学走红海外

在如今网络大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异军突起”,而且“风景独好”,在国内本土形成了关于“互联网+”的巨大产业链,同时一大批优秀的网络文学纷纷走出国门,在海外掀起一股中国“网文热”。从跨文化视角对中国网络文学走红海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网络文学“走出国门”面临的问题,并发起了对未来的展望,抛砖引玉,期望引发对网络文学“走出去”更深入的思考。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陈大为以教学、研究、创作"三栖"的状态表明着他作为新生代意识的阐释者的地位,他往往以"先发制人"的理论、挑战的姿态去揭示抑制在现行文学秩序深层的盲视,又"后发制人"地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拓展颠覆既存意识形态的潜能。他的诗更以其反僵化的突围意识、"边缘"的移民史观和创作主体性、对"诗的故乡"的呵护等,呈现出南洋新生代的创作追求。他的典律构建视野的扩大,更意味着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而且是以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格局来接纳他们。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兼与夏志清教授商榷

夏志清教授曾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其他各历史阶段的文学是不存在该精神的。但是,如果仔细辨析“感时忧国”精神的源流,深入分析十七年文学相关文本,我们会发现该精神不过是积淀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层的忧患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置换与发展,它在十七年文学中并没有全然消失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对此,夏志清的相关文章也是充满悖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