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到公益:当前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困境与突破

新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不仅事关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切身利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在意识上和方式上都出现明显的功利性,因此,须在认真分析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从认识上、渠道上、制度上三个层面探索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公益性路径,从而使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沿着公益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有序推进。     

对大学生体育参与意识培养探析

体育参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体育现象,是人们对体育感觉、思维和判断的总和,是人们对体育总体的认识和看法。通过大学体育教育,逐步提高大学生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和体育意志;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并养成锻炼的习惯,形成终身体育参与意识。     

浅析行政垄断规制中公众参与的引入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在市场经济管理中不当运用行政权力来排除、限制、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极端情况。在行政垄断规制活动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规范行政权力的运用,打破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规制,进而有效打击和约束行政垄断。     

政治文明视野下公民社会培育与构建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得很快。由于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还不是很强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也有困境。因而要在政治文明视野下培育和构建公民社会,形成第三股力量,让民众在公民社会当中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民主,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全民民主,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卢比康湖部落诉加拿大案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保护的启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据此所处理的个人来文是国际法上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最重要的渊源,也对我国少数民族的人权保护尤其是文化权利的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卢比康湖部落诉加拿大案"的分析中可知,少数人(民族)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是其文化权利的核心。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是我国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中之重,完善与此相关的法律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分析——基于系统动力学视域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建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良性循环、成长上限及富者愈富三个基模。以此为框架分析得出,增进民意与公共政策的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弱势群体以公众参与形式表达利益诉求等系统动力学启示。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政治参与理论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政治参与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提高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要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障普通党员的政治参与权。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从制度规训到组织参与：农民工法律认知与国家法制宣传教育的关系探析

基于珠三角地区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性别、有无专业证书、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影响,企业性质和工种类型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有部分影响,是否参加工会和同乡会都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升农民工的法制意识,需要改革当前国家法制宣传教育“单向灌输”模式,实现规训认知和参与认知的双重主导,实现法律的规训认知向参与认知转交,促进对话空间的形成;同时要推动农民工的实践习得,坚持国家主导和市场培育相结合。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过程出现周折,结果令各界欣慰。通过分析选举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由于促成香港民主发展的积极因素的增长和选举中的集体行动,使得选举中主要的政治风险被克服,也验证了特别行政长官选举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但研究也发现,此次行政长官选举暴露了香港政治回应性低、高阶政治与基层政治疏离、政治组织发育不成熟的困窘。     

当代大学生信任问题研究——基于某高校的调查

信任是当代大学生的一种宝贵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研究当代大学生对信任的认知状况,大学生的信任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大学生总体信任认知水平要高于一般居民的信任水平,大学生信任对象的结构呈现"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的层次,参加校内活动对大学生一般信任和普遍信任有着显著提升作用,普遍信任受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共同影响,一般信任更多受个人因素影响,特殊信任则多受家庭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