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楚辞》几种英译本得失谈

文章以<楚辞>英译为例,讨论中国典籍翻译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对典籍缺乏研究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本的质量,主要表现在1)原文本的多科性、多义性没有被很好传达;2)译本没能反映原文本研究的新成果;3)译者对原文本理解尚有错误.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佛经汉译的经验对中国典籍外译具有参考价值,并对典籍翻译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古代王权稳固的基石——从《孝经》思想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跃升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理论武器。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本文从《孝经》所指导的行为实践和所升华的核心价值两个层面,分析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进而成为稳固王权主义的坚强基石。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从《尚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

典籍英译意义重大而又任重道远。两个《尚书》英译本的比较显示:熟悉原著是基础,理解经义是关键。要想提高典籍英译质量,除了英文造诣和翻译经验外,更需译者认真研读典籍文本,充分吸收前人典籍研究和翻译的成果,并加强与汉语典籍专家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的合作。     

文学性：文学经典界定尺度的悖论性处境及其跨越

对文学经典的界定关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文学性"就是这种作用的结晶。由于"文学性"的本质性和流变性,使当代文学经典的界定尺度显示出多重悖论性处境:其内涵既具有理性上的本质主义又具有经验上的历史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既树立权威性又否定普遍性;在操作规程上既表面重视单一的文本特征又深层涵盖多重累积性因素。要实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或重构,必须跨越这些悖论性处境。     

对无锡经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兼论无锡的历史文化根基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确立了在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经学发展繁荣兴盛的程度,成为衡量历史上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重要依据。历史考察表明,历代以来,无锡的经学教育颇为兴盛,经学传播颇为广泛,经学研究论著和经学人才层出不穷,这充分反映出无锡是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具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厚实根基的。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梦溪笔谈》英译策略研究

2011年,由王宏教授主持翻译的《梦溪笔谈》在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PathsInternationalLtd．）成功出版,这是中国译者在中国典籍对外传译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梦溪笔谈》属于复合文本类型。基于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赖斯的翻译类型学和“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的理论以及诺德的翻译过程基本类型理论,通过具体实例对《梦溪笔谈》中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策略进行详细分析,提出需要针对典籍科技不同文本类型、不同条目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