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教师资源与教材选用特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师队伍荟萃了众多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大家,在数学教材选择上,基础课、专业课教材多为国际流行名著、原著;选修课教材则多为名家名著配以自编讲义,其讲授内容多为新老教师辛勤钻研的最新成果。这种教师队伍和教材选用特色成就了联大数学教学与研究的一段辉煌历史。     

论贯云石的经学思想

贯云石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儒家经典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透视贯云石的现存作品,其中蕴涵着较为丰富的经学思想,其主要表现在奉儒崇经、经世致用、创新释经方法和兼融释道等诸多方面。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

《宋大诏令集》是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的诏令汇编,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本文通过《宋大诏令集》对《宋史》、《宋会要》、《长编》等史籍的误载、漏书的补正,阐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从辨伪、存佚、文献校勘三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并对《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中国古代《仪礼》图谱学综述研究

《仪礼》是一部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典籍。自汉至清,古代礼家频有以绘图制表的形式解释《礼经》的作品。这些作品就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绘图与列表两类,就内容而言则主要可以分为礼器礼服图、宫室图、方位图、丧服表等。千余年间,礼图类著述不乏佳作,但因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有一些无法避免的缺憾。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拨乱反正、回归元典: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改造纲领

回归原始儒学、重新解读元典,已成为儒学思想发展史上不断重复的现象。顾炎武认为:回归元典,必须拨乱反正,必须把被曲解和被遮蔽的元典本旨重新发明出来;这就必须运用一些新的学术方法和规范,如知音考文以读经等,对原有的学术思想进行改造,以正本清源、复归本旨。     

古文字材料在古书释读中的重要作用举例

古代典籍经过历代传抄改写流传至今,必然会有不少讹误之处。而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保持了古时的原貌,没有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窜改,可信度较高。用出土古文字材料来对传世古籍进行校读,可以解决许多古籍中的疑难问题。     

略论古籍管理工作中计算机应用的几个策略性问题

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古籍管理工作中计算机的应用应该稳步发展，从实际出发，重在分析，实行“拿来主义”，逐步实现古籍管理工作的计算机化，从而为古籍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李源澄先生经史成就述论

李源澄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他早年在四川、江苏、河南等地求学,后在江苏、北京、四川、云南、重庆等省市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与古今、新旧、老辈与同辈学者均有广泛的师承及交游关系,因而,他在经学、史学等领域学术研究上成果颇丰,为后人留下了比较丰富的精神财富,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