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杨朔散文艺术美

针对文学评论界对杨朔散文创作提出的质疑问题,采用艺术审美分析与具体作品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杨朔散文所具有的诗的意境美、结构美和语言美,从而得出了杨朔散文具有长久艺术美价值的结论。     

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黔中三宝”

贵州建省600年来,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论相术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相术的关系

隋唐时期,相术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繁盛,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术数。隋唐相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背景,大致可分成职业相者和业余相者两类,他们所用相法大都以形貌、骨法为主。相术深深植根于隋唐社会的肥沃土壤,广泛应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对当时政治人物的选拔任命或谋夺政权产生了深刻又广泛的影响。阴阳五行是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也是构建隋唐相术文化的理论内核之一。隋唐相术既蕴含有一定的科学合理内核,然亦不乏封建糟粕,唯有厘清其精华与糟粕,方能真正揭开阴阳五行和隋唐相术的神秘面纱。     

诗似离骚与国风--论杨万里诗歌的风骚精神

对于杨万里诗歌的思想内容，诗评家们多认为其“琐屑”“浅俗”，但不可忽视的是杨万里主盟南宋文坛，其诗歌中的风诗传统、屈骚情怀表现得亦较为明显。杨诗的“风骚”精神突出表现为与民同命的思想内涵和收复失地的报国之志。杨诗不仅在思想上承继了“风骚”精神，而且在艺术手法的采用上也很贴近。杨诗语言承袭了《国风》的平淡自然风格，抒发感情真挚，同时譬喻运用丰富，尤其是讽喻，批判有力。     

浅谈钢琴演奏中的阴阳平衡

钢琴的弹奏,是一种心身合一,人器合一的生命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肢体在钢琴上弹奏,心灵在钢琴上倾泻,通过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在钢琴弹奏中,演奏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流动,肢体的运动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但是,无论是何形式的表达,人与器,身与心,灵与肉,分而为二,合而为一,对立而统一。阴阳对立统一变化规律在钢琴的演奏中应注意手臂、手腕的变化,气息的变化,触键的状态和位置的变化,曲风的变化。     

杨树达训诂札记六则之商榷

杨树达先生关于"螮蝀"等六条训诂值得商榷:(1)"戴目"不当为"侧目",(2)"螮蝀"声符不当有义,(3)"放"不必言声旁假借,(4)""字不当二解,(5)"革"不为""之初文,(6)"若"不为会意字。     

杨度的四副面孔 ——论唐浩明笔下的杨度形象

在长篇历史小说《杨度》中,唐浩明塑造的主人公杨度共呈现出四副面孔：书生杨度,政客杨度,禅师杨度,以及三幅面孔的纠结所造就的悲剧杨度;杨度形象的饱满和立体体现了唐浩明作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高度。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