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悼亡诗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悼亡诗多寡不一的深层原因是缘于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不能超越死亡的恐惧,所以悼亡诗特别多;而西方人对待死亡较洒脱,故悼亡诗相对较少。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是由两者的信仰和宗教差异等原因造成的。     

被判死缓的犯罪人适用假释之制度检讨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假释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假释,这与刑法规定不一致。立足于假释制度的立法宗旨,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假释的排除性条款、考验期、立法学等角度对我国的假释制度进行审视,力求从立法和行刑实践中完善现行的假释制度。     

"悲欣交集"——弘一法师生死观探秘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传奇人物,在律学、诗词、书画领域贡献至鉅.他直探佛教本源将信仰落实于实践,表现在生死观方面,他了悟佛教生死观的本质,突破明清以来追求死后世界的已经变异的世俗化的佛教生死观,以"了生脱死"为旨归,直指生命的超越;他外依于律学,精研行持,内归心于净土,以净土修行为证道途径;最终由安然离世实证了自己的生死观,成为后人的楷模.     

艾米莉·狄金森的死亡美学及深层意蕴探究

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被推崇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先驱。在其遗留下来的1 700余首诗稿中,有大约近600首诗歌是以死亡为题材的,是其一生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诗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描写死亡,向世人展现了其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在艾米莉·狄金森的笔下,死亡主题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蕴。艾米莉·狄金森通过对死亡的描述,阐释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她对死亡价值的判断体现了探讨生命真谛、扩展生命张力、让精神永恒的美学思想。     

浅析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例

死刑作为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在我国的刑事法治中一直处于独特的地位。但我国死刑制度罪名过多,涉及面过宽,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经济型的非暴力的犯罪的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对象,从而提高了我国的人权状况,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国际潮流,使我国死刑制度更趋完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

在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刑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死刑何去何从?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谈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阻碍中国死刑废除的因素。加强法律文化建设,转变国人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中存在的复仇意识,提高公民尊重权利,特别是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才能够为中国由逐步限制死刑到最终废除死刑打下基础。     

无近亲属受害人之死亡赔偿请求权

无近亲属或近亲属不明的受害人被伤害致死,其生前所欠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的债权人,得向加害人行使具有物权性的追偿权;有权接受其遗产者得提出误工费、死亡补偿费赔偿;料理死者后事者享有丧葬费等费用请求权;与受害人间无法定权利义务的扶养人、被扶养人有权享有属于遗产部分的请求权.死亡赔偿是加害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国家接受死亡赔偿具有正当性,民政部门作为请求权人具有妥当性.立法建议民政部门接受赔偿后,代为支付上述费用后,所余归国家所有.     

论中国传统死亡观对第三代诗人的潜在影响

儒家的“重生轻死”、道家的“厌生乐死”、佛家的“生死轮回”观深深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以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传达着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思考;以对死亡的想象性体验,表达着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认识。“死亡”成了第三代诗人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的言说载体。     

我国死刑程序运作状况的实证分析

就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特殊程序运作状况,对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警察,律师,普通社会公众,服刑人员等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所有调查对象对死刑案件第二审程序规定运作状况的认识;法律职业群体对死刑案件审判程序运作状况的认识;服刑人员和普通公民对死刑案件审判中当事人权利保障问题的认识。根据对问卷的统计、分析得出：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犯罪态势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有修改的必要。为了进一步保证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得到更好地执行和遵守,提出了如下改革建议：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扩大人民监督员和特约检察员对刑事案件审理过程的程序性监督;引入沉默权制度;在审判委员会中,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自1967年南非医生班纳德(Banard)成功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心肺死亡并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死亡,而脑死亡才具有不可逆性,脑死亡的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直至今日,其已为众多国家地区的医学及法律所确认,并制定了一系列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的确定,极大的提高了器官移植的例次及成功率,为器官移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中国至今未制定脑死亡标准及脑死亡法,为了适应于国际趋势的需要,制定脑死亡及器官移植法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