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dinal utility models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This paper studies two models of rational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whose predictions are invariant under ordinal transformations of utility. The quantile utility model assumes that the agent maximizes some quantil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utility. The utility mass model assumes maximization of the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an outcome whose utility is higher than some fixed critical value. Both models satisfy weak stochastic dominance. Lexicographic refinements satisfy strong dominance.The study of these utility models suggests a significant gener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ideas of riskiness and risk preference. We define one action to be riskier than another if the ut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latter crosses that of the former from below. The single crossing property is equivalent to a minmax spread of a random variable. With relative risk defined by the single crossing criterion, the risk preference of a quantile utility maximizer increases with the utility distribution quantile that he maximizes. The risk preference of a utility mass maximizer increases with his critical utility value.     

基于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协调研究

在一个简单的二级供应链系统中,建立了供应商和零售商同时具有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收益共享契约协调模型,通过修正、扩展FS效用收益模型,先后考察并分析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协调状态,研究发现,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和公平偏好系数及收益份额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收益共享契约才能使系统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状态;在此基础上,对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得到供应商和零售商行为偏好系数对供应链及成员最优订货量的影响;最后进行演化博弈算例分析和结论验证,体现了该协调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由此说明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同时作用会改变系统供应链协调时的最优订货量,并对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考虑多种安全库存策略的选址-库存问题研究

考虑多种安全设置策略的物流网络的选址-库存问题,不仅是选址、订货、运输和库存的集成优化,还需要考虑多种不同的安全库存设置和转运策略。因此,本文深入讨论了二级物流网络中的六种安全库存设置策略,构建了六种考虑不同安全库存设置的选址-库存模型。在考虑集中设置安全库存时,集中安全库存需要通过转载运输实现,因此需要将转载运输成本引入选址-库存模型之中,使新的选址-库存模型更加科学合理。另外,针对六种新的选址-库存模型,提出了基于个体成本差异分配的遗传算法,迭代搜索选址、分配、库存设置策略的优化组合。最后,通过数据实验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1）安全库存与转载运输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背反关系;（2）安全库存设置和转载运输策略对总成本的影响取决于两种费率权重情况。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二级物流网络的选址、订货和安全库存策略集成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在线评论的行为影响与价值应用研究综述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大量用户生成的在线评论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同时被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引起市场营销、信息系统、产品开发等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取得很大的研究进展。但是在线评论的研究范围广泛,目前并没有系统性的概念框架,缺乏对在线评论的全局认识。因此,本文尝试从行为影响和价值应用两个层面对在线评论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总结,并结合当前的技术发展和市场环境,探讨在线评论研究的未来趋势。     

基于银行-资产双边网络模型的系统性风险及投资策略研究

受近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对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热点。考虑到当前基于"银行-资产-银行"间接传播渠道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基于银行-资产双边网络模型来分析银行系统性风险。首先,使用中国47家上市银行2018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构建了中国银行系统的双边网络模型,研究分析各类资产遭受冲击时外部冲击、降价出售效应及银行所持有的各类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然后,引入系统性冲击方式,通过设置具有不同属性的两大类资产并生成四种冲击事件来构建银行的投资策略模型,从资产视角探讨银行最优的投资策略。研究发现,外部冲击与降价出售效应这两个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在一定区间值时会产生叠加效应,使银行系统性风险急剧增加;五种资产类中,贷款类资产对外部冲击最敏感;分析发现在各类资产冲击下都未倒闭的所有银行的资产组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系统中存在着最优的资产组合,使得银行在稳定的同时能获取最大收益,并且资产负债比越大的银行其风险承受能力越强,从而可以选择更激进的投资策略来追求高收益。     

重要数据跨境流动背景下风险路径的识别与分级

重要数据的跨境流动引发了数据安全、国家安全等风险挑战。风险路径的识别和分级是对重要数据跨境流动进行预警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复杂网络中的二分网络模型,对重要数据的跨境流动进行研究。首先,通过重要数据跨境流动的二分网络和关联网络识别风险路径;其次,构建基于网络结构和接收节点属性的目标风险路径方法以计算其风险值;最后,对我国某重要行业跨境流动的数据开展实证分析,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和精准度。本文旨在为重要数据跨境流动的预警管理提供量化方法,有效预防重要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风险,提升我国数据治理能力。     

股市联动中的“涟漪效应”

本文提出"涟漪效应"来解释国际股市联动性的大幅波动。所谓涟漪效应就是中心市场特有波动对其它市场间联动性产生影响的现象。本文采用滚动窗口和DCC-GARCH的方法计算了市场特有波动和收益相关系数,以9个主要市场指数为样本对国际股票市场中涟漪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后国际股市联动性变化与美国市场的涟漪效应有关,美国市场特有波动升高（降低）会导致全球股市联动性升高（降低）,而其他市场特有波动并没有类似影响。美国市场与其他市场间联动性基本不受第三方市场特有波动的影响,A股与美股联动性的增强是造成A股与其它股市联动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特有波动与相关系数的关系能帮助我们识别国际股市中风险传递方向,本文结果显示欧洲市场对其他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以往研究可能高估了欧洲市场的影响力。本文丰富了股市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市场联动性变化、评估市场影响力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产品类型差异下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异质性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

产品类别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消费者渠道偏好往往因为产品类别的不同而迥异。 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渠道偏好有何不同?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引入产品实用享乐性与风险性,探 究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差异。 围绕产品的实用享乐性、风险性与消费者渠道偏好 的调节定向匹配提出了 4 个假设,运用实验法采集数据,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多项 Logistic 分析,对假设进行 了检验,并提出企业顾客管理建议,以期为企业根据产品类型区别建设渠道提供决策支持。     

基因编辑的刑法规制 ——兼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以及可遗传等,该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因编辑的风险。按照基因编辑的目的,可将基因编辑分为治疗型、预防型和增效型三种。增效型基因编辑以及将人类胚胎植入动物体内或将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严重违背医学伦理且造成人类毁灭危险,应属于刑法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其他基因编辑行为也应视情况构成毁坏财物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等。此外,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时,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视情况认定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