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体制下的“五权”设置——论《四川省宪法草案》的权力结构

《四川省宪法草案》的"五权"设置,是川省实力派军阀在联省自治地方主义影响下兴起、发展及质变之产物,是根据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促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五权"设置初步廓清了省与国家以及省与地方的关系,创设了融合中西分立制衡的新"五权"以及新"五权"的载体。它虽然最终成为被四川军阀大混战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推至岸边而搁浅的民主实验品,但除去联邦制因素,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企划,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仍有重要的启示。     

简论高校校务公开与构建和谐校园

校务公开是高校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治校和构建和谐校园的必然要求。分析了高校校务公开的基本涵义,研究了深化校务公开的措施和途径：强化领导者的校务公开意识,创新校务公开的体制和机制,拓宽校务公开的内容和载体,健全校务公开的评价体系。     

毛泽东廉政思想解读与启示

从民主监督、从严治党、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等层面阐述了毛泽东的廉政观;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学习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指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非种族冲突的化解与现代化之路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未能消弭种族间的尖锐矛盾,反而引发激烈的种族冲突。在镇压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南非政府开始了民主改革的进程,历经沃斯特的政策调整、博塔的改革总战略和德克勒克的改革三个阶段,较成功地用民主改革的方式化解了南非的种族冲突,极大地推动了南非的现代化。南非民主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表明:各种族间的宽容和解精神是南非民主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种族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在此过程中相当突出和关键;民主与法制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各种族文化应当兼容并蓄,全盘照搬和彻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     

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妇女对革命的贡献

中央苏区客家妇女积极参战、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及尽其所有地支援前线等,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分析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妇女参加革命的原因及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有利于解剖历史,鼓励当今的客家妇女和有志妇女发扬优良传统,为中国的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投票权制度设计

合作金融组织不仅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安排,而且是一个培养民主精神和民主技巧的宪政载体。而合作金融组织的民主机制集中体现在社员享有的投票权上。社员投票权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员享有投票权的数量、行使投票权的机构和方式。现代合作金融组织在坚持一人一票的基础上,为积极参与合作社交易或者作出贡献的社员提供附加表决权。另外,社员大会成为社员行使投票权的首要选择,并可以社员大会分别召开或者引入电子投票作为有益的补充。同时,社员通过代理方式行使投票权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基于政治学的考察

中国的政党制度源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成长的互动关系,中国的政党制度建设只有有效地嵌入国家制度体系,并融为一体,人民民主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同时,政党制度才能适应国家制度体系运行的内在要求而获得充分的保障与巩固,而政治协商是国家、政党互动的桥梁。     

从世界的视野看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我国工业化背景出发,在区别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工业化的历史性任务是把一个国家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工业经济社会,即大力提高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以及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比重;同时要强化工业自身结构,即建立强大的工业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工业。通过比较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推行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详细阐述了我国目前所推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简要地论述了我国工业化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论中国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

农民增收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永恒主题。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已进入一种缓慢发展和徘徊状态,这其中不乏有制度设计缺陷的原因。譬如,引起土地经营分散化的农地经营制度,造成农业投资乏力的农业投资体制,"重城轻农"倾向的户籍制度等等。若要农民增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重新组合土地经营方式,充分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降低土地交易费用;加大对农投资力度,制定有效的法律政策,鼓励和吸引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取消现有户籍制度,打破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确实落实农民减负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基层政府配套改革;加快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