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生态保护规划策略研究——用生态足迹法进行计算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法计算了沈阳市2003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得出沈阳市人均生态赤字数为0.7,分析了产生生态赤字的原因,对此提出沈阳市生态保护规划的基本策略:生态控制区———综合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协调建设区———寻求生态足迹的最小化;生态改进区(建成区)———降低建设用地的生态足迹;生态恢复区———提高草地与林地生态承载力。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从异化消费到生态消费

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将人类推向了一个物质发达的社会。工业技术的革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人类的消费逐渐趋于奢侈和浪费。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的扩大具有盲目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批判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马克思由此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为当代消费群体的各种不当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伴随而来的奢侈消费、享乐消费、符号消费盛行,导致一些错误的消费价值取向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因此,推动异化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型尤为重要。生态消费是促进社会的生态化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适度消费、有限消费、低碳消费、可持续消费和需求性消费,需要政府的“引导力”、企业的“推动力”、社会媒体的“宣传力”、社会公众的“内在动力”等合力而行,共同构建生态消费社会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生成背景与肇发语境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肇发于总体小康社会的现实社会前提之上。物质生产极速发展与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社会生产状况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土壤,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问题认识的深化也为其提供了宏观政策指导。美学社会基础的扩大使得公民的生态审美权利意识加强,人民旺盛的生态审美需求也刺激着生态文艺作品与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理论的持续繁荣。美学讨论的去政治化与东西方美学交流的日趋深入,凸显了当代中国构建自主美学话语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以美学话语呼应了总体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现实需求与生态问题,展现了中国当代美学深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理传统,彰显出美学始终屹立于时代思想制高点的历史站位。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旗的指引下,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重要战略思想支撑,伴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持续深化拓展,已然逐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立足社会现实的本土化美学话语。     

Codes of Ethics: What Are They Really and What Should They Be?

Codes of ethics are prevalent in major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y are seen as the first tangible commitment to being ethical. This paper examines codes of ethics and tries to establish what they are, how they are developed and their net utility. We then proffer the idea of codes as the first part of a five-stage process that leads to an overall corporate commitment to being ethical in one's business dealings.     

低碳视角下农业生态补偿的激励有效性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从低碳视角分析了农业生态补偿契约中的激励关系,进而采用调研获取的微观农户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呈现出弱激励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进行低碳生产努力的经济价值未能显化,以及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所呈现的刚性特征。通过运用农业碳计量模型核算碳产品产量后发现,并非所有农业项目的经营都实现了碳汇量盈余,部分农户在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长期来看,农户逆向选择风险较大;因子得分结果显示农户在碳产品生产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不高,代理人农户以低碳为目标的生产性努力缺乏有效激励,进而导致农户低碳生产态度与低碳生产行为发生了背离;农户低碳生产意识、态度、行为是农户低碳生产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以低碳生产态度影响的重要程度最高。实现农业净碳汇效益经济价值的显化、提升农户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是强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有效性的两条重要措施。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