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

本文在对云南藏族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自然资源管理机制和婚姻家庭模式等方面 ,阐述了云南藏族对其所处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文章认为 ,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文化与自然的互动或文化对自然的适应可被称为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 ,它包括民族文化体系中所有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 ,主要是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为适应迪庆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 ,云南藏族早在历史上就通过文化调适 ,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面向未来 ,云南藏族生态文化中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必将得到复兴 ,其中的古老智慧必将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全球化市场体系相结合 ,成为推动云南藏族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论西藏主体功能区划

西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是全球独特的生态地域单元,拥有许多特殊和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其生态过程对保障我国乃至东亚生态安全具有独特的屏障作用。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西藏生态环境问题日趋凸显,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受到威胁。文章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西藏主体功能区划的思路和生态屏障以及区域开发体系的构架。按照西藏生态经济分区和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原则,在分析西藏生态经济系统和区域经济开发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地域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西藏主体功能区划的总体布局。     

维吾尔族饮食文化与生态环境

维吾尔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 ,经历了不同的生态环境 ,因此亦形成各种独特的饮食文化。社会礼仪最初产生于饮食。随着饮食结构转型 ,礼仪则呈现出重合性特点     

藏、回、汉族女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跨文化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各民族女大学生都有较高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 ,但还存在着种种民族差异。研究确证了文化是影响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变量 ,具体包括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态环境等因素。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是我国最后一个移民乡和惟一一个驯鹿养殖基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必然走驯鹿产业化和发展原生态旅游业之路,发挥城乡边缘区的补充功能,借区域经济发展之力,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试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立法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立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阐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立法的价值取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立法的途径等方面,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立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决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西部大开发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让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生态屏障体系建设研究

岷江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其生态地位特别重要,本文分析了岷江上游地区面临的基本生态问题,提出了岷江上游地区生态屏障体系建设的原则、依据与目标,根据岷江上游区域生态系统的空间特征、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该区域划分为三个生态功能区并确立了森林牧草、水域湿地、农田作物等生态屏障建设重点内容,切实有效维护该区域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有效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创新大学生党建工作的路径研究——以宿州学院为例

大学生党员是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者,更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当前,在校大学生党员在生态文明方面存在一些意识淡薄与行为失范的问题.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应以这些问题为导向,分析其在学校生态教育、基层党组织、生态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成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来探索大学生党建工作的路径,如创新党支部设置方式和党建工作模式、丰富宣传教育形式、提升党员服务能力、开展实践活动、构建党员评价体系等,以提升大学生党员的生态文明意识与实践能力.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