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综述与评析

集群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和主要路径.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中面临的产业技术储备不足与市场培育相对滞后并存的问题,从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等理论以及与生态学融合发展视角,综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探寻现有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以及存在的“缺口”,并分析了下一步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即结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特点,将生态位理论嫁接、融合到产业集群理论中,重点剖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技术生态位—市场生态位”协同跃迁的作用机理,由此提出相关的机制、政策等.     

关于推进我国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探讨与思考

论文阐述了推进我国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背景、规划、核战略产业、军民融合海陆空领域的发展。首先题解我国核大国、强国的顶层设计、国外背景、10大产业的大国强国方向;进而阐明了我国已步入核电大国行列,在役在建设核电站进入世界第三位,但核电在国际国内能源、电力中比重很小,迈向核电强国任务艰巨;进而阐明举全国之力做强我国核工业,建设更先进的核潜艇,研发中国战略重器核航空母舰;建立强大有后处理的核燃料循环,打造“中国造”华龙1号,全产业链走出去;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推动核科技进步,继续研发、部署小堆项目建设;抓紧以核电代煤、治霾、减碳、供热的开发工作;加大核科技在农学、医学、科研、军工的应用。认真贯彻《核安全法》确保核工业安全发展,健全完善核应急体系,推动核安保能力提升,不断完善核安全结构和核安全系统的顶层设计,保障核工业安全万无一失。抓好军民深度融合国家战略发展,军民对接,使命承担,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论公民环境教育的目标共生

公民环境教育的目标问题是有关环境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全面而系统的公民环境教育目标谱系应该包含知识、技能、意识、伦理、行为、评价与建议以及意愿等七个维度。而七个维度目标之间的互利共生是公民环境教育层次提升、效果提高的必由之路。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福建省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从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两个方面,来分析当前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并探讨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     

Attenuating Initial Beliefs: Increasing the Acceptance of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by Reflecting on Values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tends to be interpret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itial environmental beliefs, which can lead to some people being resistant toward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N = 88), we examined whether self‐affirmation via reflection on personally important values could attenuate the impact of initial beliefs on the acceptance of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Our findings showed that initial beliefs about the human impact on ecological stability influenced the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only among nonaffirmed participants. Self‐affirmed participants who were initially resistant toward the information showed stronger beliefs in the existence of climate change risks and greater acknowledgment that individual efficacy has a role to play in reducing climate change risks than did their nonaffirmed counterparts.     

中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在环境法律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与污染受害者沟通和交流,发现许多问题都是根源于环境立法存在的问题。也就是,环境立法中的单向的立法理念,只注重至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这会导致法律与最初目的的偏离,从保护环境利益走向保护部门利益。因此,要寻求新的出路——发展双向融合的立法理念,即注重至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至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有机结合,通过公众有效参与环境立法,发现环境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及时反馈到立法领域。从而在有效的互动中完善环境法治。     

当代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变革及其发展趋势

人类的环境文化表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变迁的整个过程。面对近现代以来被扭曲和异化的环境文化,当代环境文化正在进行理论变革。必须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工业生产方式、经济增长模式和人们生活方式,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协同进化、促进环境公平和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当代新型环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