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墓志形制变迁中的设计思想内蕴

以中国历代墓志形制与文体变化为纵向轴，一是以魏晋南北朝中的“志”“碑”合一形式以及宋齐梁陈中出现的简单化的墓志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墓志设计的“实用”思想；二是以历代墓志文体演变为研读对象，系统论述了墓志文体设计演变中的“实用”与“浮华”的转变。系统考察中国历代墓志的形制与文体设计，墓志作为随葬风俗的一部分，其形制变化基本轨迹还是以实用为美、为尚。浮华的特质在重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墓志志文成为文化人施展才华的载体之际，文体适应了为死者“歌颂”的普世之需，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应需而变”的设计本质。     

元代墓志校读札记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的宝贵语料。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墓志在校点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选取元代墓志为例，通过比照拓片，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法，对其中的校点可商之处进行考辨，以还原墓志之原貌，促进墓志文献的研读。     

新征集唐代武功苏谔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对新征集的一方唐代武功苏谔墓志的考释,发现其志内容翔实可靠,出处可与文献互证,不少地方或更史之误,或补史之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能揭示出志主苏谔的身份及其与武功苏氏的关系,并借此补全唐代武功苏绰一支的谱系,为进一步研究唐史提供新的资料。     

从一篇东汉镇墓文看我国冥婚习俗

洛阳出土的朱书陶瓶上书写的镇墓文,透露出了冥婚的内容。冥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多。冥婚习俗扎根于我国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土壤之中,长期传承不衰,至今在各地仍有广泛分布,并在当代都市中发生某些变异。     

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初释

20 0 4年 ,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惊现于古都西安 ,引起了中日专家学者的深切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 ,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 ,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的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 ,成为 2 0 0 4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目前 ,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释读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媒体报道少录了“志文”两字 ,并把楷体的志盖铭文释为篆体。关于墓志石的大小、汉字的判读也不一致。此外 ,就墓志铭所缺处的候补文字 ,虽有各种意见 ,但“衔”、“立”、“壑”、“哀”、“给”等的可能性较大。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再探

自唐代来华的日本人井真成的墓志铭正式发布之后,中日专家学者对此倍加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但管见所及,学界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理解、释读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墓志残缺之处的填补文字。对墓志铭再次进行了解读,尤其注重对其中所用典故的梳理以及残缺处填补文字的查证,认为该碑缺损文字为“衔”、“而”、“壑”、“哀”、“给”、“东”、“客”、“命”等的可能性较大。     

施彦端即施述元考

通过施氏家族族谱以及墓志资料的分析,发现施耐庵和施让之间存在世系缺失,施彦端和施让之间传承清晰,施述元的生卒时间和施彦端基本吻合,结合古人名、字关系分析,得出施述元即施彦端的结论。     

论北魏墓志文末补记三代家世履历现象

北魏洛阳时代锐意进取,拓跋王朝迅速迈过门阀士族化的门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反映时代变迁的墓志铭在语言风格和书写范式方面随之改变,尤以志文末尾附记三代家世履历最为显著,此举刻意迎合厘定姓族门第之规章典制,额外强调身份等级和资源分配之决定要素家世门第。其中,既有父系的官资履历,亦包括母系的族姓出身,体现北朝士族社会高度重视婚宦的特点。结合中古门阀制度的背景知识,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的仕进程式和婚姻状况,亦不难发现中古贵族社会阶级固化、对流停滞局面的形成机理。通过与明清联系比较,足可揭示古代中国由世袭格局向对流形态演进的总体趋势。跳脱文本窠臼,在尊重“史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史义”之阐释功能,把石刻文献研究由“史料”推向“史学”的层次,此乃当代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