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当前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当中,可以充分发挥其既联系农民又参与市场运作的优势,提高新兴职业农民培育的实效性。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也存在着农户覆盖率低、成员文化水平低、运作不规范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最后提出通过政府、农业教学科研单位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的努力来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新兴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农民“被市民化”问题及思考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然而,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广大城郊地区却出现了“被市民化”现象,即一种农民非自主选择的制度性市民化现象。农民失去土地是“被市民化”的根本途径,而户籍制度改革、职业变更、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在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具有间接辅助作用。文章对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暴富”后的困境、精神边缘人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加以思考,以期为“被市民化”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完善提供参考与启示。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

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财产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财产价值认知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1.85％;(2)农户分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城镇房屋置换补偿方式的选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选择,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7.05％和12.70％;(3)相比较于远郊区,近郊区农户分化对宅基地财产价值认知和退出意愿都更加强烈,两个区域农户在受偿方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拓宽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就业渠道、加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措施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粮食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选择行为分析

在构建粮食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选择行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河南和山西两省小麦主产区2015年631户小麦种植户的第一手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分析验证资本密集环节和劳动密集环节的外包行为影响因素,以及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内部影响关系。研究得出：粮食种植仍以小规模农户为主。资本密集环节外包的比例较高,尤其是机械替代性较强的耕地、播种和收割环节。劳动密集环节外包的比例较低。资本要素对粮食生产的纵向分工和规模化种植有重要的影响。劳动要素对种植户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种植业的兼业化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满足多种农业生产主体的不同需求。鼓励外包服务主体对烘干设施的购置,建设有效外包服务的供需市场。鼓励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同时提高专业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技能。     

农民互联网应用采纳决策及应用强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郊区712名农民的调查数据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快速推进并没有缩小城乡互联网应用差距,研究影响农民互联网应用采纳的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农村“互联网+”推进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郊区712名农民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Logit模型和泊松模型,对农民使用互联网应用的需求意愿和采纳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转移就业状况、对互联网应用的认知感受对农民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有显著正向作用;非农就业收入和经营收入对采纳强度影响显著,但对采纳决策没有显著影响;以往的信息化推广措施对农民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作用有限。为此,应针对农民需求开发实用、易用的互联网应用,加强使用技能培训,让农民从“互联网＋农业”中获益。     

犯罪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分析——以天津为例

农民工犯罪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其犯罪农民工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犯罪年龄与文化程度低于城市居民的犯罪人口。犯罪农民工的经济生活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     

论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

农民增收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主题。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已进入一种缓慢发展状态,这其中有制度方面的原因。该文论述了影响我国农民增收所存在的制度的因素,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