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根基 民族的脊梁——老舍作品儒家精神论析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孝”。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作家 ,老舍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反省的同时 ,以“筛子筛金”的态度 ,通过大量人物形象的描绘向读者展示出他们身上所固有的这种传统美德。他们重孝悌 ,讲奉献 ;求仁义 ,守信用 ;崇道德 ,讲气节 ,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根源以及复兴的希望所在。     

孝文化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加强其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对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保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孝文化的熏陶有利于培养其自强不息、爱国主义精神和敬养老人、勤俭节约的意识以及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引导,让青少年从传统孝文化中多吸取营养。     

儒家“孝治”对“血亲复仇”的扬抑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统治者也极力推行儒家理论的"孝"观念,对维护和保护家族利益而侵犯他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宽宥,以彰显统治者的仁政.血亲复仇作为道德伦理的义务,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受到了儒家孝观念的吹捧,但是血亲复仇本身就是一种仇杀.历代统治者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意图将血亲复仇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体现了中华法系所带有的浓厚的伦理特征.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农村老龄化问题与孝道文化的重建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严峻,数目较大、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较差,是其基本特点。受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农村孝道文化衰微,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老龄化问题。以传统孝道文化为根,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实际,重建农村孝道文化是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关于中国传统孝道的源与流

孝亲观念应该是随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阶段而产生的,传说尧、舜时代,便有了孝的观念和行为。具有信史依据的孝观念、孝行为和孝文化起源于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孝"的内涵由"孝死"向"孝生"转变,成为子女善事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对"孝"进行理论升华,完成了对儒家孝道理论的初始建构。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对孝德文化的弘扬,甚至将其制度化和深入到启蒙教育等生活的各个角落。进入近代以来,孝文化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孝道的批判虽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对传统孝道文化不能简单对待,而必须溯其源流,辩证分析,去糟取精,实现由传统"孝道"文化向现代"孝德"文化的合理转换。     

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的民间口头说唱"凉州贤孝",既是一种民俗现象,同时又承载着诸多的民俗事象,其语言载体是地道的凉州方言。"方言是民俗的载体","凉州贤孝"方言文本的整理具有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双重价值。我们可以以方言文本为桥梁和纽带,实现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孝与幸福：对中国古典伦理生活的现象学阐释

通过对中国古典世界中“孝德”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现象学考察,对中国古典伦理生活的特质作出了一个哲学阐释,表明中国古典伦理生活的核心在于对“家族生命”的完整性和绵延性的追求,这既是幸福的终极指向,又必须通过“孝”的活动来构成和体现。由此,“孝”在其原初经验中是一种对于更高的、生生不息的精神生命整体之临在的经验。对这一生命整体的参与,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不朽”或最高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