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社会语用视域下锦州生产语汇与民俗变迁

针对锦州农耕文化研究的空缺,采用文献和田野调查方法,以备耕和春播工具语汇为例,从社会语用学视角对锦州地区春播民俗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生产语汇的社会语用研究折射了民俗的变化,生产语汇的变化比民俗变化快,语境化的民俗语汇能激活民俗及其深层的社会文化。     

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的民间口头说唱"凉州贤孝",既是一种民俗现象,同时又承载着诸多的民俗事象,其语言载体是地道的凉州方言。"方言是民俗的载体","凉州贤孝"方言文本的整理具有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双重价值。我们可以以方言文本为桥梁和纽带,实现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     

图腾·传说·民众意识——对山西威风锣鼓起源的民俗学诠释

艺术的源泉是生活,民间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生产,是俗民观念、情感、意识的传承。从民俗学角度诠释山西威风锣鼓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起源,反映出俗民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的演变和民众的生活感情。     

北京城市性格初探

民俗是由于自然原因、历史原因、社会原因而形成的一个地域人们共同的文化习惯,其内在动力是城市性格。本文从分析北京的地理形胜、历史特点、社会环境出发,归纳了北京地区史地民俗特点。提出北京的城市性格有融合性、地域性、时尚性三大特点。     

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建构

酉水是古“五溪”之一,在酉水河流域生活着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众多民族,生活在该区域的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民间传说是其中之一。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着时间、空间错置,实际上它是生活在该区域民众的一种历史记忆。在王朝典章制度的背景下,结合文献资料,将这种历史记忆放在湘西特定的区域社会的具体的时间序列,分析它得以存在、流传的历史情境,这将有助于对湘西社会区域发展历史的“真理解”。     

女性民俗的文学嬗变——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民俗之互动

文学与民俗相生相伴,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女性民俗作为文学启蒙的一个触手,其发展也经历了民俗与启蒙的互动、民俗与政治的博弈、民俗与风情的融合等阶段。女性民俗的文学嬗变,其背后体现出时代作用于文学的复杂因素,研究其文学发展脉络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也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新的批评视角。     

民俗观照下的现代文学女性书写——基于江南作家群的文学考察

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塑造了一系列江南乡村女性民俗形象,并将婚姻、生育、信仰等民俗巧妙渗透于女性形象刻画之中。对女性的发现与民俗的书写一方面反映出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对吴越文化精神的深刻体悟与承继,另一方面也可透视现代文学江南作家深厚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之根。     

民俗保护的“术”与“道”——“后文明”视野下的民俗保护

发展生产、促进经济是重要的,但让物质生产与精神安适同步,即让民俗主体获得精神上的安顿更是第一重要的。克服民俗保护中的“术”性,以更高的智慧即老子大道无为自然的精神让民俗主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才是可持续的出路。或者说,在“后文明”的层面维护民俗的心脏,让它有自主心跳,变静态断片式保护为动态“民俗场”的整体性保护,才是民俗可持续存在的根本。     

科尔沁民俗研究评述

文中归纳分析有关科尔沁民俗的历史文献、调查报告书、学术论文及著作,依据其写作年代、研究方法及成果内容,将科尔沁民俗研究划分为近代科尔沁民俗的记述和当代科尔沁民俗研究两大阶段,再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评述研究内容和方法,探讨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