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者儒之一端"试解--兼论司马光、范祖禹的史论

宋代学者大多是综合型的学者,所以探讨其史学观念时,其核心应置于最根本的学术理念上,而不是就史论史。“史者儒之一端”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著名论点之一,而这一论点与其所持有的儒学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儒学、史事、政事相互交织,这在司马光及范祖禹的史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涑水之学为中心,辅以其史论及政论,可以对这一论断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关于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内容的思考

在梳理白寿彝先生等关于少数民族史学史论述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是我国历史上和当代各少数民族史学的历史。其研究内容包括少数民族史学家、以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少数民族所建割据政权的修史机制和修史活动。少数民族史学史的任务是探讨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所研究的方面包括各少数民族史学本身的发展,各少数民族史学在发展中与该民族其他学问方面的关系,各少数民族史学之间及其与汉族史学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少数民族史学对本民族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影响。同时,文章对如何开展少数民族史学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金毓黻与《东北通史》

《东北通史》是研究中国东北史的重要著作。金毓黻希望通过其研究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金毓黻的研究是建立在大规模系统搜集、编纂东北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受新史学的影响,《东北通史》体现出一种与传统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式。     

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5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晚清西史译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下,西方传教士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翻译馆出版社会科学图书,特别是历史类图书,与传教士在华政策转向有关。史志类图书成为了影响中国士人和学者的重要手段。这些图书相较于以往教士翻译出版的历史书籍,显示出了新的特点,对时局影响更大,是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边缘"思考"主流"--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史学研究趋向探析

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与当时的史学发展潮流亦步亦趋,主要体现在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理念、主流与地域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实践和注重现实的史学关怀等方面.这些研究趋向表明,厦门大学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学术的边缘,反而由于国学院的创办而产生了学术自觉,与主流思潮颇多应和之处;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厦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特殊文化资源拓展自具特点的研究领域.     

知识经济时代史学研究质量论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研究的规模和成果的数量都是空前的.但如果仔细审视这种发展现状,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原因在于史学的研究质量还有改进的余地.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史学若想与时代同步,必须改变研究现状,在提高自己的研究质量上下功夫,以学术研究质量的最优化来获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