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满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本来发端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涌入中国,进而影响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小民族主义向大民族主义的演进过程。前者主要着眼于内竞,服务于"驱除鞑虏"和反清排满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后者主要着眼于外竞,以追求"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独立为目标。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天下观念的影响,决定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具有较为浓厚的整体主义意蕴。     

制度分析的生态学范式初探

当前制度分析流派基本可归结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大阵营。前者理论难以数量化,未能清楚说明制度变迁的来源,并且天然地忽视个体作用;后者缺少集体行动理论,未能透彻理解市场,同时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这些困难来源于二者基本范式不兼容,彼此之间往往构不成互补。本文致力于提出基于生态学的新制度研究范式,探讨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相兼容的可能性。在生态学视角下,单个制度具有了生命特性,能够遗传、变异和扩张。制度整体也具有类似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耐受性。通过引入制度生态位的概念,我们可以对类似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这些表现出生态学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潜力。     

紧急避险权益对等肯定论

我国刑法学界普遍主张紧急避险所保全的权益必须大于其所损及的权益,否则为保全生命而牺牲生命的恶性事件将有增无减。于是,在紧急避险限度条件问题上便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权益对等否定论。透视权益对等否定论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则我们将走向权益对等肯定论,即紧急避险可以是保全的权益与损害的权益两者相等。     

冰心翻译研究的生态途径

以冰心翻译为例,考察翻译研究的新途径——生态途径对具体翻译活动的阐释力,得出以下结论:生态视角下的冰心翻译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存在关系和实践路径;在翻译选材上,冰心轻欧美而重亚非,体现了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自觉维护;她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存在关系呈现了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这种共生与互生的生态存在关系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冰心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伦理观;在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也处处体察出她"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实践至诚之道的路径。     

福克纳“大森林三部曲”之于生态环境的观照

自然环境的健康存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恶化促使人们进行着反省和反思。福克纳在他的"大森林三部曲"中将人与大自然作为作品的主角,描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大自然的破坏,表达了其难以割舍的自然情结和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作品体现了作者善待自然、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大地伦理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思路——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

本文试图从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角度,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探讨热贡艺术的文化生态保护和有效传承的内在机制,对基于整体观的文化生态保护思路进行初步论证,重点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社会机制,分析社区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的可行性方案。     

关于量子控制系统的哲学思考

环境对量子控制系统的消相干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量子世界里的系统将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它是某种开放的、数学的、并且是基于量子逻辑的系统。笔者认为,假如仍然还是立足经典思维,则系统的独立性将难以得到保证,传统的整体论也将变得自相矛盾。只有发展全新的量子整体论,并在这种新的框架下去审视和建构量子系统,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某种连贯一致的整体论。     

国际政治中整体主义研究路径的运用——以亚历山大·温特的思想为例

当今国际政治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两大理论流派,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都采用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路径,且两流派的公共假设中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属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使其成为主流理论的有力挑战者。文章拟从建构主义范式对整体主义研究路径的运用探讨其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影响。     

融合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构想

还原论是西方现代科学的主流指导思想,在简单性范式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面对复杂性范式,却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中国古典自然哲学的主流是整体论,通过对“道”、“气”、“易”、“阴阳”、“五行”等基本概念的整合,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系统一般包括结构、信息和功能三个核心要素。还原论通过结构(或空间)分析途径,认识系统功能;整体论则运用信息(或时间)把握方式,了解系统功能。它们各为一偏,宜采用“整体制约前提下的局部实证”原则和“逆向对接”方法对两者进行融合,这个新构想可称之为节奏论。     

真、意义与解释——戴维森意义理论探究

戴维森基于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构造了一种非弗雷格式的意义理论.他放弃了在内涵框架内讨论意义问题,而通过纯外延的方式同时遵循整体论的原则来刻画一种语言的意义.这种做法引来了不少质疑.纯外延的方式与戴维森最初的愿望,即意义理论应该是处理意义而非指称的,是背道而驰的,最终将导致他的意义理论又蜕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弗雷格式的指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