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对外开放: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第二次创业的战略选择--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振兴老工业基地实施第二次创业的思考

本文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人文因素以及延边州的经济发展状况出发,论述延边经济发展尤其是延边州振兴老工业基地、实施第二次创业中加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宋辽西夏金民族互动过程述论

中国民族团结的发展在经历了隋唐的第二次大整合之后,在宋辽西夏金元时又进入第二次大冲突时期。     

边远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边远民族地区应本着科学发展观,努力发展本地区的民族特色工业。边远民族地区发展工业经济应遵循以资源市场为导向、延长产业链,发展特色产业等,正确处理好工业经济与社会发展、三次产业之间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

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南疆基层社会的精英互动

本文根据帕累托提出的广义"精英"定义,将南疆基层社会的精英分子分为政治精英、道德精英和经济精英三种类型,并使用实地调查得到的资料和案例分析了这三种精英在当地实际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互动方式,同时探讨了国家政权、乡村干部和传统宗教人士在基层社区民众生活中各自发挥的作用。     

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从农业内部整合型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先进技术对农业渗透型融合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综合评价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对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总体水平从0.2088提升为0.6116,提升了0.4028,在四种细分模式中,先进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发展态势最为突出;四个省份中,四川省、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高,云南省、贵州省则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土地流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因素都从不同程度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因素因为模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作用。     

“美丽乡村”旅游产业园创新模式

旅游产业园是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产业集群形态。旅游产业园作为新事物,其实践发展领先于理论研究。虽然旅游产业园在国内已有所发展,但对其认知尚处于探索阶段。相思谷旅游产业园有机融合当地农业和旅游业的要素,充分释放农业中蕴含的巨大旅游潜力,以农业推动旅游业开发,旅游业拉动农业生产,成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联动效应的典范,相思谷旅游产业园建立“公司+农户+网站”创新开发模式,并秉承“生态文明”的理念,采取“内嵌式保护开发”创新创建模式和“复合农业立体展示”创新发展模式,推动“旅居业”融合发展,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最终实现当地美丽乡村“中国梦”。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过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已经成为阻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利用2011-2014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422家上市公司15个季度的面板数据,分别考察了中国银行业与股票市场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约束具有异质性,节能环保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产业融资约束较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具有更大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缓解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约束,其中股票市场发展较银行发展更能缓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约束.     

基于共引网络理论的产业需求竞争网络

根据2002-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的直接消耗系数,结合共引网络的建模思想,构建一类加权无向网络——产业需求竞争网络,并引入边权、单位权和差异性作为衡量网络中竞争关系的指标。通过研究发现:INCN-BJ网络的边权反映了产业链环节的完善程度,单位权反映了产品部门对产业系统的促进作用,差异性则区分出产业系统中需要加大产业政策指导的落后产品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