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融资约束——基于创新型保险产品的经验证据

董责险是针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在行使其职责时所产生的错误或疏忽等不当行为进行赔偿的保险，属于近年来创新型保险产品，也是保险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手工收集董责险数据，探讨了上市公司董责险购买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未购买董责险的企业，购买了董责险的企业有更高的融资约束程度，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公司。上述研究结论经过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仍然稳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上董责险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要构成。创业导向对于推动我国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研究了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的调节效应，利用中国东西部地区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第一，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管理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族管理权的增大，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增大；第三，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和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管理企业家族代数的增加或家族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减小。文章丰富了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我国家族企业创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完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制度研究

场外交易市场曾经成功地为许多家新兴产业的公司提供交易平台和融资服务，对各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政府提出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近期，国家“十二五”规划又提出积极发展创新型经济，鼓励创业企业，同时，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多次强调建立多层次场外交易市场的必要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具备场外市场的雏形，以其为基础，完善与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既节省资源也较便捷顺畅。因此，当下发展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文章从梳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历史及现状出发，对比国际较成熟的场外交易市场，深入分析制约其长远发展的主要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市场定位和设立模式，给出了主要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视阈下的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失信行为比较突出,而企业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缺陷.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从制度创新的层次性、可操作性以及实施机制的角度进行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对于完善我国企业诚信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税费时代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体制改革

在取消农业税费后开展的新一轮乡镇体制改革中,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诸多殊异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少数民族地区乡镇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着撤并乡镇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压力型体制影响和制约了乡镇职能的转变;乡镇财政困境导致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为此,必须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坚持因地制宜、利益结合的原则;科学界定少数民族地区乡镇政府职能;实行内外联动,消除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不断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和增强国家对少数民族乡村的资金投入力度和有效性;培育民间组织,增强少数民族农民群众的自组织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三次转型和制度创新成果,指出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提升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断创新发展是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广东争创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以新的思维和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上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剖析

为研究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规范的方法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产生的困境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经济人”或“公共人”的人性假设无法解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而“利益人”的人性假设正与行政人员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相契合,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行政人员在行为选择中所产生的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职责负责还是对社会职责负责、对个人正当权益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救治,才能化解行政人员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镶嵌式博弈与公共品提供结构：以王村为例

政府和市场通常被理解为公共品提供的两个主要机制,但这背后作为基础的还是两个逻辑：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两者通常交互作用在一起。政府和社会机制主要依赖于制度逻辑,有别于政府因素,在制度逻辑中,“社会因素”能给公共品提供带来不同的可能性。镶嵌式博弈是制度逻辑中将一系列因素组织起来的核心机制,同时又因应不同的内、外部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博弈模型,包括慈父主义模型、智猪博弈模型、关联博弈模型等。农村公共品提供的研究因为很少深入到村民的视角,以上的机制通常也就难以清晰呈现。本文基于对王村桥梁修建和饮水工程问题的考察,更清晰地看到了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提供中的这一结构问题。从该主题出发,还能引发有关市场与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动物福利立法研究

用法律制度来推动对动物福利的尊重和保障是为实现人与动物双生共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亦是国际社会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动物福利法的缺失,在借鉴西方动物福利立法的具体实践和关照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动物福利法律具体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应先明确动物福利法“和谐”与“宽容”的立法价值取向,“利用与消费正义”和“保护与管理相结合”的立法原则。并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有利于人与动物的协调发展的人立法目的与模式的选择之基础上,具体区分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伴侣动物和娱乐动物五类动物的各自必需的、主要的福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