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医疗规制制度的完善与优化

政府规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中国医疗行业的种种问题是由于面对医疗市场失灵而缺乏科学有效的政府规制制度体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规制失灵。因此,中国未来医疗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在推进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改进和优化政府规制制度,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机制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创新经济学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整个创新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态互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界自熊彼特之后对创新经济的研究分野为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支脉,各有侧重又各有不足,两个支脉逐渐融汇于演化经济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创新经济学的主要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内生驱动作用,它重视创新主体,企业的重要作用,融合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矛盾运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创新经济学的重要渊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内生性

制度伦理的内生性包括空间上的内生性和内容上的内生性两个方面:其空间上的内生性指的是制度伦理内生于特定社会形态或者特定国家;其内容上的内生性指的是制度伦理内生于制度,表明特定制度与其相应制度伦理具有内在一体性。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创新,共同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必须内生,不可照搬任何国家的制度伦理。由于制度既包括内容又包括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应该是同时有关二者的伦理。制度与公共生活具有内在相关性,表明公共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内生的根基。由于公共生活包括"为了什么"或者"做什么"和"如何做"两大方面,前者与公共生活的实质价值有关,后者则与公共生活的程序价值有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应该既有实质伦理又有程序伦理。该制度伦理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实践的需要而内生的,必定具有相应的实践价值。     

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西藏古代的一个类似中原地区的"绝地天通"传说, 通过比较, 认为这个传说中的事件象征着在吐蕃"王政时代"——"十二小邦"阶段, 苯教开始从原始宗教走向制度化宗教。与中原神话中重黎接管了司守天地的职能以后能够沟通天地的只有巫师一样, 吐蕃在止贡赞普割断了他通天的光绳后, 以王家葬仪为代表的仪式便逐渐成为制度化、规则化的权威法度, 并渲染着那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神性, 通神和代神传谕的能力成为一种"专利", 成为一套由神巫和部落联盟首领掌握的宗教仪式体系和知识类型。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家庭策略与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

文章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家庭互构背景下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内部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探讨。随着“外出打工”家庭策略的制定,夫妻双方的权力分配适应了外出打工的策略安排,适应了双方的性别分工模式,体现了家庭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制度分析的生态学范式初探

当前制度分析流派基本可归结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大阵营。前者理论难以数量化,未能清楚说明制度变迁的来源,并且天然地忽视个体作用;后者缺少集体行动理论,未能透彻理解市场,同时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这些困难来源于二者基本范式不兼容,彼此之间往往构不成互补。本文致力于提出基于生态学的新制度研究范式,探讨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相兼容的可能性。在生态学视角下,单个制度具有了生命特性,能够遗传、变异和扩张。制度整体也具有类似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耐受性。通过引入制度生态位的概念,我们可以对类似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这些表现出生态学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潜力。     

与就业关联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在实施转方式调结构时期,技术创新不断深入、产业结构主次重新排列、制度安排侧重点调整,都会对充分就业带来影响。在影响就业的诸多制约因素中,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安排属深层次影响因素。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是决定就业总水平及变动的重要动力,而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演变的结果既取决于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制度安排是否顺应技术创新、结构优化的要求。因此,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有的放矢地促进社会就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