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是知识产权法学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理论。然而,学界对该理论鲜有论及。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应是整个知识产权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是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和灵魂,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理论对于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实践及知识产权法学教学研究而言,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知识产权法的哲学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哲学,知识产权法学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之学。     

反知识产权系谱研究--以知识产权的正当性理论为视角

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垄断权,其制度本身也因这种垄断而存在一定的弊端。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三股反知识产权思潮,其争议的焦点是知识产权对社会效果的“正负和”博弈之过程;其争议的原因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从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逻辑结构“知识+道德”,转换为“知识+效率”,其本质是“权利”与“功利”之博弈。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工作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分析

从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宗教信仰、社会层次结构等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展开调查分析,认为党外知识分子学历层次较高,较关注自我,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呈实用性倾向;统战对象组织复杂,政治思想意识不平衡;教育背景多样化导致政治理念多元化、差异化。当前政治引领工作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工作覆盖面窄、统战部设置和作用发挥效度不佳、推进不平衡、教育和引领工作薄弱等问题。新时代需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党委党组统战工作主体责任制,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健全统战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挖掘机制,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走好网络群众路线,促进统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优化团体组织平台建设,建立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党外干部工作联席工作制,分类指导,分类施策。     

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在继承孔子理想人格思想基础上,对"士"人格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士志于仁义之道;二是重道轻仕、士以师道尊于君;三是士以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为目标。继承和发扬孟子"士"人格的思想传统,对于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塑造和培育理想人格,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手工艺技术的发明和成熟,使有目的的造物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民间物质文化的进步。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手工艺及其产品的最为基本的要求是能够便利生活,同时也要求能够美化和丰富生活,不同的需要促进了各种类型手工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手工艺及其产品创造的多元化。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材质、不同手段和形态各异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由此创造出庞大的民间物质文化体系和相关的知识体系,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认知主义传统内的现代道德整合——论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

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经典结论是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而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却赋予民族-宗教生活传统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不过,道德之外的道德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并没有破坏道德认知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因此,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是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和深化,而不是对后者的放弃。     

高校知识女性职业能力问题研究

考察高校知识女性在职业能力建设方面所面临的新问题,对于中国妇女争取平等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高校知识女性职业能力的现状,提出高校知识女性职业能力发展的对策建议:营造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高校要为知识女性提高职业能力营造良好的小环境;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组织要成为实施跨世纪女性成才的基地;知识女性要发扬"四自"精神,完成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加入WTO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2002年6C对我国的DVD生产商发难,提出收取核心技术专利费。此次风波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重视。我国现已成为WTO的成员国,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必须遵照TRIPS协议的要求,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文章就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与TRIPS协议进行了比较,详细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法与TRIPS协议之间的差距,并对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若干建议。     

苏格拉底的言说

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和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语言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带来灾难。苏格拉底的功过荣辱皆体现在他的言说上。从苏格拉底身上可以感知哲学的使命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分析苏格拉底的言说一来是分析哲学家的气度,二来也是分析语言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现实中真理和真理显现的差距。     

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涉侵权纠纷的规范解决路径

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能够在基于元数据投喂的基础上,通过对海量大数据（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自主解析与人类进行多维交互。搭载ChatGPT技术的虚拟数字人,将实现算法驱动+真人建模/虚拟形象相结合的3D场景化应用。其输出内容（人工智能生成物）包括音乐、舞蹈、文本等多种形式。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因具备交互性、数字化、拟人化、独特性四大特征,随之产生了虚拟数字人本身的权利保护和因其交互性而生成相关内容的权属划定等争议问题。第一类是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在研发之初,预训练数据采集和优化训练数据过程中对享有数据权利的主体造成的损害;第二类则是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自身或者对其享有财产权益的研发主体可能遭受的侵权。具体又可以分为由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自主产生的具有独创性内容的生成物所可能面临的权属争议和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基于不同的创作模式下产生的不同权属划归两种情形。运营公司单方创作的情形下,算法驱动型虚拟数字人的权益应划归运营公司,但如果用户也参与到虚拟数字人的创作过程中,又可以细分为“材料主义”“创作主义”与“合作主义”三种形式,分别对应着平台所有、用户所有和共有三种归属主体。现阶段,虚拟数字人作为一种数字化工具,并不具备拥有人格利益前提的人格尊严,因此不宜认定其具有独立人格,享有人格利益。通过对虚拟数字人各部分进行解构的方式,如肖像、名称、声音以及名誉所产生的利益主要采取“财产说”进行保护,而对虚拟数字人的名誉则通常采用“同一说”予以救济。另外,智能型虚拟数字人生成物可版权性问题本质上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学界存在将其是否纳入公共领域的争议。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考虑探索人工智能统一立法的方式。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大型基础设施服务义务来平衡其和政府之间的监管义务分配责任,二是从鼓励发展的角度建构起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元数据采集的适度豁免规则,三是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宜直接进入公共领域,其权属划分以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的约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