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FID技术的双供应链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考虑零售商主导的分别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条竞争型供应链中,当两个供应商都未投资RFID技术、只有一个供应商投资RFID技术以及两个供应商同时投资RFID技术时,考虑供应商成本结构的差异,对比分析供应链的投资决策。由于模型解析解过于复杂,本文通过算例分析,着重考虑产品的替代率、RFID标签价格以及库存可获得率三个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两条供应链对RFID技术的投资决策会因成本结构和产品替代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中在两个供应商生产成本差异较大且产品竞争强度较低时,生产成本较高的供应商更愿意投资RFID技术,而生产成本较低的供应商不愿意投资RFID技术,两个零售商则希望使用RFID技术,所以此时仅会有一条供应链上的成员达成一致,决定投资使用RFID技术。     

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人际信任与关系稳定

文章探讨了收购商与农户构成的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中,收购商与农户双方的专有资产投入对农户信任的影响,以及农户信任对关系稳定性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收购商专有资产投入会促进农户信任,而农户专有资产投入会强化上述关系;同时,农户信任会提升其续约意愿,降低其违约倾向.此外,政府支持会强化农户信任对其续约意愿的正向影响,但会削弱农户信任对其违约倾向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传统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对信任影响的适用范围,指出了双方锁定的渠道关系对信任的重要作用,为农产品渠道中契约稳定性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还发现,政府支持对提高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这对制定契约型农产品渠道的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之争

在气候变化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厄瓜多尔等发展中国家在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的TRIPS理事会议中阐述了修订TRIPS协议的意见以求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坚决拒绝修正TRIPS协议,认为非知识产权因素是妨碍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不仅在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诉求,也在于TRIPS协议和无害环境技术自身因素。考虑到人权保护的需要和当前处于知识积累阶段的现状,应当以技术转让重于技术创新的方式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修订TRIPS协议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     

创业板公司风险投资对财务治理效率影响研究

风险投资在投资目的、方式、收回等方面与传统投资有很大区别,研究此投资框架下各项财务治理行为对企业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企业完善治理措施,提高治理效率。创业板是我国风险投资参与面最广的上市公司板块,以创业板2009—2013年期间IPO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作用及其形式。结果显示,风投方持股比例越高,参与时间越长,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中拥有席位越多,财务治理效率就越高,但创业板中的联合投资存在“搭便车”现象。上市公司应努力完善并调整企业相关制度和治理结构,风险投资机构加强合作,以最终实现高效的财务治理。     

政策学习视角下地方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协调——以武汉为例

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政策协调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者通过政策学习实现政策融合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地方公共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具有代表性。运用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分析武汉市低碳试点中科技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学习历程,发现武汉政策参与者的学习主要是对外部经验的学习,尚处于初级阶段,学习的平台也比较欠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政策网络,促进政策信念的学习,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开展低碳技术政策评估。     

我国企业FDI逆向知识转移效能评估模型构建

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FDI激增成为近年来的趋势,以创新资产寻求为动机的FDI更关注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效能。对影响逆向知识转移的因素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影响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四大类因素,即母公司因素、子公司因素、双方关系因素、知识因素,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赋予各因素权重,构建可定量评估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模型,最后据此提出我国企业提高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建议。     

中国对中亚能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中国与中亚在能源方面合作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能源安全共同体,然而在双方投资与合作过程中诸多相关法律问题也不断涌现,使中国对中亚地区的能源投资风险加大。文章对中亚能源投资中对投资的界定、投资准入、政治风险及环境保护等相关投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中国在中亚投资与合作过程中的相应对策,将对中国能源投资规避风险、保护投资利益大有裨益。     

Predictive Inference for Big,Spatial, Non‐Gaussian Data: MODIS Cloud Data and its Change‐of‐Support

Remote sensing of the earth with satellites yields datasets that can be massive in size, nonstationary in space, and non‐Gaussian in distribution. To overcome computational challenges, we use the reduced‐rank spatial random effects (SRE) model i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loud‐mask data from NASA's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instrument on board NASA's Terra satellite. Parameterisations of cloud processes are the biggest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climate models’ future projections of Earth's climate. An accurate quantifica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louds, as well as a rigorously estimated pixel‐scale clear‐sky‐probability process, is needed to establish reliable estimates of cloud‐distributional changes and trend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Here we give a hierarchical spatial‐statistical modelling approach for a very large spatial dataset of 2.75 million pixels, corresponding to a granule of MODIS cloud‐mask data, and we use spatial change‐of‐Support relationships to estimate cloud fraction at coarser resolutions. Our model is non‐Gaussian; it postulates a hidden process for the clear‐sky probability that makes use of the SRE model, EM‐estimation, and optimal (empirical Bayes) spatial prediction of the clear‐sky‐probability process. Measures of prediction uncertainty are also given.     

城投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减少城投债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14～2016年新发城投债中7年期公司债为样本,将政府财政及债券等个体因素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宏观因素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析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债券个体因素对县、市和省级城投债信用利差均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的影响随城投公司所属行政级别升高而升高;地方政府财政因素对各行政级别的影响方向相同,由于城投公司资质存在差异,政府财政因素对低行政级别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不同行政级别下,各类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略有不同,城投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与评级情况和发行规模都呈负向关系,系数绝对值随行政级别的升高而降低,企业自身财务因素影响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使城投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投资者在投资前利用多种指标估算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城投公司也要注意合理设计发债规模,使自身融资成本达到最低,监管机构加强对低行政级别城投公司债券发行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引导,以此促进解决城投债问题和推动城投债公司合理发行债券。     

国家投资科研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探讨

通过对国家投资产生的科研成果现状的分析以及与国外的相关政策的对比,讨论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的知识产权归属争议;其次,讨论在职务发明、非职务发明、有合同约定、没有约定等情况下怎样理顺权属关系。并对今后知识产权在归属方面的发展趋势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国家的法律或者政策应该在有效地处理和化解来自各方的权属 纠纷和矛盾,充分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鼓励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努力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