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Women Rule: Gendered Leadership and State 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 Selection

ABSTRACT

While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many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positions, nearly half of state 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s are women. Is there something about the role of state supreme court justice that facilitates the recruitment of women to this important political position? We examine whether the selection of a woman chief is driven by the court’s institutional need for women’s leadership style or simply the supply of qualified justices. We find that ideological diversity drives demand for a woman chief. A supply of experienced women justices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kelihood of selection.     

试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行为的司法审查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出了主动公开在信息公开领域的积极作用,强调了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原则。但现实表明,我国政府信息并未真正处于阳光之下,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实情,完善我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以望早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目标,实现＂阳光政府＂建设。     

从第三方支付发展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揭示了企业"控制用户信息流以控制支付流,控制支付流以控制资金流;获得用户网络接入权胜过获得资本所有权,获得数据投入量胜过获得资金投入量"的新规则。大平台日益成为金融机构控制用户信息流、获得用户网络接入权的重要载体,在平台组合上加载信用有关数据流日益成为形成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的重要生产资料。在互联网时代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要继续重视金融机构集聚,更要注重鼓励企业赢得全国性用户网络接入权,加强平台组合,增强信用数据流。上海应依托自贸试验区推进互联网金融监管创新;牵头建立长三角征信联盟集团公司;搭建本地金融机构网聚平台。     

专利司法诉讼对手机产业的影响

自2010年起,全球开始大量涌现有关智能手机或无线技术的诉讼案。在经历了40多起诉讼案后,有关智能手机专利的诉讼至今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甚至愈演愈烈。国内手机企业想要打破发展瓶颈,走向海外、进入高端市场,在未来的竞争中遭遇专利诉讼的挑战是家常便饭。对重庆11家具有代表性的手机企业进行调研可以发现：相比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手机企业,重庆本土企业起步较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下游,核心专利保有量不足。要发展本土企业,提高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实行“行政管理部门、立法机构、企业”三者联动机制。政府要有所作为,加大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引导和扶持。立法上可借鉴美国的做法,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企业要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重视知识产权战略运用。     

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及其反思——以隐私权的转型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持能动的态度,采取将个人信息附属于隐私权的保护方式。然而伴随着隐私权的现代性转向,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附属保护模式却遭遇了困境。无论从权利配置还是从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运作来看,个案裁决的救济方式都无法建构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通过创设以私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实现对私人信息在收录、使用、保存和管理等阶段的有效规制,并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无疑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应然路径。     

如何规划“职业教育城”用地面积——以广州教育城为例

在规划职业教育城建设的用地面积时,要了解城市现有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测算未来年份有多少生源需要入读职业院校、现有和未来所需要的技工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差距、未来年份职业院校应该培养出多少技工,以此推算院校应有的规模,进而确定院校的用地面积。     

论面向教育的实践

无论是“教育实践”在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地位,还是教育学在人类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都不高.教育实践是一种“生命·实践”,它应该成为人类实践体系的中心和基础.以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也可能成为一门中心学科.教育学的地位和命运取决于教育实践的地位和命运.应从“面向实践的教育”转向“面向教育的实践”,确立探究实践的教育立场、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探寻人类实践的“教育逻辑”和“教育基础”,完成实践的“教育转向”,重建基于教育实践的实践哲学,寻找实践论哲学发展的教育方向和教育学方向,进而建构教育学历史本体论.     

论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的冲突及协调

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存在行政管理和司法救济两种方式,双轨制的保护模式有其正当理由,体现了我国的国情特色,也符合有关国际公约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的冲突分为显性冲突和隐性冲突两种,现行法律规则使得冲突具有可能性.解决双轨制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设立专门性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设立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可以有效克服.     

加强判决释理与我国法官职业保障体系的构筑

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状况,根本上取决于运行这一制度的人,尤其是法官,法官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制度是否公正、有效地运作,决定了判决释理的水平。所以切实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加快法官制度改革,是我国现行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提高裁判说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