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对民族精神的影响研究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其在明清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深远影响:树立了集"忠义"和"神勇"于一身的崇拜偶像—关羽,提升了民族笃信好义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增强了民族忧患意识。     

《全清词·雍乾卷》辑补74首

《全清词·雍乾卷》共收词人近1000家，词作35000多首。然由于清代词籍的复杂性，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诗文集及地方志等，为之补录4家词作74首，以备续编采择之需。     

“天神赐佑”与“尽人之力”：清世宗“天人感应”理念下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清世宗在钱塘江海塘修筑中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目标，并且为实现治水目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海塘工程纳人到了“天人感应”理念的范畴。但是，“天神赐佑”、“非人力所能”与“一劳永逸”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从而对塘工修筑产生了深刻影响。意识形态与水利工程的交融，因此成为雍正朝治水政治的一大特点。     

清代喀尔喀蒙古的朝觐与其中的经济关系

清代对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实施的朝觐制度是满蒙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措施。喀尔喀蒙古王公对清朝的朝觐中,体现了清廷的权力,也满足了朝觐者物资需求,在朝觐中有着突出的在物资交换前提下对清朝进贡的内涵及历史意义。主要分析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朝觐制度,研究了朝觐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及其影响。     

浅析新时期民生财政的构建

民生财政是近几年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及的一个热门词汇。民生财政不能仅以提高民生支出的比例来完成，而是要构建一套由财政预算体系、转移支付体系、资金监管体系、绩效评估体系等组成的从收支计划的确定、执行到效果监督的完整民生财政框架。     

劣势耐用品厂商的产品质保期与质保服务投入策略研究

在实际中，消费者购买耐用品时均同时获得厂商提供的质保服务，由于产品质保服务影响着消费者的产品使用效用，因此耐用品定价、质保期和产品质保服务投入是影响厂商利润的主要因素。考虑双寡头市场环境下，建立微分博弈模型讨论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和产品质保期对双寡头厂商均衡价格的影响。结论表明双寡头厂商的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越高、质保期越长，均衡价格越高；但单位产品保服务投入与质保服务对消费者效用影响系数的关系影响着竞争对手在均衡价格的变化趋势；劣势的低质量厂商可以通过增加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策略或延长质保期的策略实现在均衡下与高质量厂商以同等价格销售耐用品，但劣势厂商增加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策略要优于延长质保期策略。最后，利用数值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所得结论的有效性。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