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央行内部控制环境建设

作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应结合实际着力把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与把握,转化为谋划金融发展的正确思路,应该贯彻和谐顺央行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诚信与职业道德建设,从而促进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     

增强民族高校专升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普通高校专升本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型产物,专升本学生是一个与普通本科生有着不同特点的特殊群体。通过对民族高校专升本学生的心理动态及思想特点的分析,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专升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对策。     

家庭托育点管理实践及启示：政策工具的视角

家庭托育点的规范化对婴幼儿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文献收集和访谈获得既往管理举措和当前试点政策,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究管理家庭托育点的背景、对象和措施。结果表明：家庭托育点因经济优势而被纳入管理,现有征求意见稿管理对象偏向小规模邻托,但试点和市场偏向较大收托规模;消防审查依托既有消防验收,师资准入要求偏低,质量监管依靠政府。管理建议：应根据收托规模区分小型和大型家庭托育点开展试点;完善三方协同的管理架构,设定专门空间环境要求,提高师资准入要求,建立综合质量监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户外广告规划研究——《深圳市户外广告设置指引》的探索

为了提升城市户外广告环境品质,改进规划工作的不足,提出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户外广告规划研究方法。在《深圳市户外广告设置指引》的编制实践中,通过多视角的目标建构、"规范"加"规划"的导控策略以及"手册式"的成果表达手段,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因此提出:为了提高户外广告规划成果的可操作性,增强实施实效性,必须正确认识户外广告的双重属性,将规划工作从传统的技术导向转变为以公共政策导向,做到导控中的因势"利导"与"力导"。     

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该课程的思政作用。通过介绍课程思政产生的背景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再从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以及建设服务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素材/教材两方面论述了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最后介绍了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研究的四个关键要素,即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加强理论素养、界定核心概念、结合具体教学语境确定研究选题。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初探

阐释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出现的新变化以及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新情况,重点分析了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指出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的不适应之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政策学习视角下地方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协调——以武汉为例

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政策协调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者通过政策学习实现政策融合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地方公共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具有代表性。运用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分析武汉市低碳试点中科技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学习历程,发现武汉政策参与者的学习主要是对外部经验的学习,尚处于初级阶段,学习的平台也比较欠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政策网络,促进政策信念的学习,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开展低碳技术政策评估。     

中国香港住房保障体系的综述及评估

中国香港实行市场私营和政府公营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对该体系中的政府公营保障性住房部分进行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从私人救灾力量中萌芽,香港保障性住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今呈现出横向覆盖多样化,纵向保障一条龙的格局特征。总体来说,目前中国香港保障房体系处于良性运行状态,但在配屋效率和流转公平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该体系从宏观模式上对中国内地借鉴意义不大,内地只能学习其管理经验而不能复制其运行模式。     

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中国A股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2005-2013年的财务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商业银行会计政策、财务政策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银行的管理者可能利用会计政策（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和财务政策（股利变化）来操控资本充足率;当管理者需要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时,会提高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同时,分配股利虽然会消耗部分利润,但能给企业带来更多资本;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和股利变化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