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构建

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转移,农民群体逐渐分化,农民分化导致农民在土地产权认知、流转意愿、养老保障需求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引导部分有条件的农户从农村有序退出成为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享有,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权力,更与成员身份紧密结合的社会保障权。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需要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和土地权益的实现,重点是建立多样化的退出模式、经济补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和引力机制。     

中国城镇化与征地困局——基于农地产权视角的思考

从国家悖论与掠夺之手、土地集体所有权陷阱、征地补偿基准不能反映土地的相对稀缺、被征地农民保障制度缺失等方面入手,详细分析我国征地冲突困局的成因,并在对策总结中抓住最核心的土地产权问题进行着重阐释,提出实施限定范围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方案,同时指出土地产权问题并非我国征地困局中惟一问题,而应该以土地产权为重点,结合其他对策实施系统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共同化解我国征地冲突困局。最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土地产权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只有进行同步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和保护农民权益兼顾的双赢局面。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研究——以改善城市交通系统为例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市交通问题越来越进入公众视野,面对城市交通拥堵和以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现状,从整个交通系统构成入手,通过改变交通出行理念、优化路网设施及出行工具、发展智能交通等措施,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城乡二元收入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基于城乡二元收入模型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不打折扣,则无论是在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还是在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新型城镇化始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我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同时新型城镇化也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良性反馈作用。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湘西沅水流域古城镇分布特征与 新型城镇化建设

沅水流域古城镇历史文化悠久,城镇布局与选址体现了古老的五溪文化精髓,具有典型的山水文化小城镇分布特征,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在传承流域本土住居文化、保护流域自然生态、协调新老城区建设、尊重多民族特性等基本条件下进行。同时,沅水流域地区的小城镇形态与沅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从流域区域规划的宏观层面,分析当前沅水流域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所在,对湘西沅水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准确定位与合理布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问题的文化考量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但在发展中却凸显严重的生态问题,究其根源,文章从人类中心主义、资本逻辑与城市文明三大主要层面阐释,探析出产生城镇化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即文化危机。并论述城镇市民应对自身行为重新审视,重构生态文化,走向城镇生态文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共赢家园。     

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

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三者统筹协调发展是社会高效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研究分析三者之间内在关系机理的基础上,借助于1991-2010年的相关数据,应用统计分析和VAR模型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互相拉动作用,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具有向上拉升作用,城镇化则对农业现代化具有向下拉动作用,＂四化＂同步发展战略是提升发展质量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我国人口城镇化都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现存的外部制度和内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两个层面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三项建议：一是中央应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二是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三是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应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等。     

新型城市化视域下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支点——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对广州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革新要求。从广州新型城市化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契合性出发,全域广州、以人为本与协同治理是实现广州构建城乡一体的管理和政策框架目标的三个有效支点。全域广州要求各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容提质,实现职能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强调以镇街为中心,从纵向上分类调整政府职能配置,强化公共服务效能;协同治理则是在城乡基层社会构建一体多元的城乡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新型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