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视域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将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相结合的第一次结晶：经济批判是哲学批判得以展开的基础,哲学批判是经济批判的理论提升,社会批判是经济批判和哲学批判的双向展开,只有在经济哲学的视域中解读才不会人为地造成对它的误读。     

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文章强调艺术设计教学思维认识活动的运动规律;强调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在设计思维活动中起到的阶段性指导作用;强调理性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认识方面;强调理性认识的基础性、指导性的"共性"原则与感性认识的变化性、创造性的"个性"原则的问题.     

维柯诗性形而上学

维柯《新科学》的核心是诗性智慧,而诗性智慧的基础则是诗性形而上学。诗性形而上学的提出挑战了欧洲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理性权威,从此为19～20世纪现代及后现代等人文领域的理论建立开了先河。本文从维柯的真理观、天神意旨、感性三方面探讨维柯的诗性形而上学何所是及为何所是。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倾向论略

审美主义是在近现代西方出现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上的审美一元论思想,受其影响,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具有美学化倾向,在审美体验论、审美感性论、审美形式论、审美超越论、审美本质论等理论环节上显示出审美主义之审美一元论和感性本体论的倾向。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局限,对于推进我国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儿童分类能力发展研究综述

分类研究在曲折中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回首研究进程,首先研究的中心是儿童分类能力的发展水平,其中关于色形抽象的年龄特征的研究结果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事实.为解决矛盾,研究的视角一方面转至影响分类结果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把类标准从某个具体属性拓展到整体还是部分、单一维度还是多个维度,但在年龄特征的研究结果中矛盾再现.在这个进程中,分类用的材料不断更新,描述分类结果的指标越来越全面,刺激材料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对分类结果与原因的解释(分类理论)越来越深刻.     

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

有关法律方法的研究,普遍存在对逻辑真谛的诸多误解或曲解,逻辑形式并非就仅有一个三段论,也并非仅是人类已知的几个推理式,法律方法理应关注更多的已知、尤其未知的逻辑形式。并非复杂的案件不需要逻辑,并非涉及法律内容的思维就叫法律思维,法律内容的特征不能混同于法律思维的特征。当把法律思维跟非形式逻辑扯到一起时,须知"非形式"不是不讲形式,更不是不讲逻辑。法律方法至少应是对法律思维进行逻辑抽象的结果,逻辑抽象未必一抽到顶,是可以分层次进行的,用"分层抽象法"去审视法律思维,将可大大扩展法律方法的研究视野,使成就清晰、独立的法律方法论成为可能。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及价值——与已有研究的深层对话

马克思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东西。他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实践的、现实的批判;与之相适应,他所批判的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建立的、真实的对象或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所在。改变哲学漠视真实的现实和真实的生活的传统,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天上”拉回到“地上”来,具体从革命实践的角度批判和反思真实的现实——即运用马克思在新的哲学观基础上创立的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来批判和反思当下的社会现实,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使命,也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价值所在。     

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的古今演变

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经历了长期的古今演变过程。秦汉时期,叙事观念初步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叙事理论已经发生;唐宋时期,叙事理论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叙事理论继续深化。中国文学叙事观念以传统的传记、叙事散文、小说、戏剧等为对象,由批评上升到理论,具有感性批评的鲜明特点。     

思辨哲学的宰制与“新哲学”的理论良心——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的历史性意义

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是以感性活动为基本原则,并在贴近洞察现实世界的存在基础上与思辨哲学划清界限。在这一思想史事件中,展现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理论旨趣,以及持守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良心,这是我们在现时代发展马克思哲学应当履行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