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近十年来土族研究综述

本文从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婚姻家庭、经济发展等方面 ,对土族近十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了总结 ,可资参考     

《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

在《格萨尔》学领域研究说唱艺人是重要的课题。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没有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仍以活的形态被艺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说唱艺人。因此,挖掘、发现、调查和研究说唱艺人是抢救、整理《格萨尔》的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探访艺人,首次研究《格萨尔》少年说唱艺人斯达多吉,并分析该艺人的说唱特点等。     

论政治学视阈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文章旨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体性、权力分配性、参与性、合理性,以期求证民族区域自治对自治地区各民族的有效整合.文章最后认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非常复杂,它既需要极具渗透力的制度保证,又需各民族对政治权力的共同参与、分配,借以扩大合法性基础及其持续的稳定.     

新疆回族驼运业的调查与研究

伴随着自元代起始的徙居,地处丝绸之路孔道的新疆回族便开始了远距离经商贸易活动。作为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组织,回族驼运业随丝绸之路的兴衰而消长。到民国后,回族驼运业迅猛发展,在新疆驼运业中,规模最大,经营活动范围最广,资金最雄厚,社会影响最巨。本文依据田野调查资料及文献记载,对新疆回族驼运的组织与功能、通商路线与营运货物、驼运业兴起的原因及驼队的演变、新疆回族现在的经商运输情况等,作了系统论述。     

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六)

本文考证了明清时期山西、江西、奉天、湖北所属州县14位进士的生平、事迹及其家世,重点提供了他们为回族的根据,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     

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政权:以辽、西夏、金、元四朝为重点

古代北方民族,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入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这样的结合导致了真正的君主专制。女真人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境内大多数汉族知识阶层人士的认同,蒙古人的元朝则有些逊色。辽、西夏、金、元等王朝非汉族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汉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它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     

青海地区蒙古族服饰述略

本文从蒙古族进入青海的不同历史阶段,简略的叙述了青海蒙古族服饰文化形成的历史脉络及形成后随着地域、自身的发展和周边民族的不同而又形成独特的服饰文化。     

民族平等团结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精神实质下对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认为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略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西部开发战略思想及其实践

新中国成立 5 0年来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 5 0年代初到 70年代末 ,在“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 ,对西部地区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80年代初到 90年代中期 ,在共同富裕与“两个大局”思想指导下 ,在西部地区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 ;90年代中期以来 ,实施对口支援 ,使西部经济获得较快发展 ,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之际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这必将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