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71--2006年间28个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再根据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确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估计发现：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国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从长期看,部分国家碳排放与GDP的关系呈现倒“U”形,部分国家呈“U”形。     

消费型排放视角的绿色消费及其效应

低碳消费与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消费领域其重要特征是优先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为促进绿色消费,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个人生活中的碳排放量,倡导节制的消费生活方式,优先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企业和政府要为消费者优先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政府要为企业开发绿色产品提供更多的扶持政策,企业也要积极采用绿色技术和绿色认证标志,为购买者提供独特的绿色价值,使企业的绿色产品成为更加有竞争力的资源。     

中国农村碳排放区域差异演变与公平性探讨

在完成中国及其部分省级行政区农村碳排放量测算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其区域差异演变特征、碳排放公平性与否等问题展开了探讨。研究发现：第一,2005-2021年中国农村碳排放总量虽存在起伏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结合其变化特征可大致划分为“波动下降”“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持续上升”四个不同阶段。各省份2021年农村碳排放量差异较大,其中湖南居首、上海最后,排在前10位的省份农村碳排放量之和占到了全国的56.35%,而后10位仅占11.26%。第二,各省份农村碳排放量差异在多数年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具体到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等三类区域又呈现出不同特点。从总体贡献率来看,区域内差异相比区域间差异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三,各省份农村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非公平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以海南为代表的13个省份相对以较多的农村常住人口抑或农业增加值引发了较少的碳排放,客观上承载了其他省份的碳排放压力,而青海等17个省份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基于人口承载系数、经济贡献系数的数值差异,可以将30个省份划分为“双高”“高-低”“低-高”“双低”等四种类型。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根据1985-2010年辽宁省的能源消费数据估算了辽宁省历年的碳排放总量,研究了辽宁省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关系,并对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给出辽宁省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的政策建议.     

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碳减排政策下企业均衡的理论模型,对企业在实施碳减排政策前,以及实施碳减排政策后不同时期的均衡条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不同政策条件下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差异。结果表明,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从事低碳技术研发具有激励作用。作为两种主要的碳减排政策,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税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前者的激励作用更大。     

区域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在分析区域碳排放变化驱动因素(能源结构、能源排放强度、能源效率、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 LMDI)构建了区域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进而以重庆市为例,采集重庆市1997 -2009年的能源、人口、经济等基础数据对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随时间序列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二者的演变趋势极为相似,均表现为明显的两阶段(平稳演进和快速演进)特征.碳排放变化因素分析显示,经济发展因素对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值逐年增大,构成拉动重庆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对人均碳排放量发挥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其抑制效应随研究时序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人均碳排放量的抑制效应不太明显.最后提出了控制重庆市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中美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核算及比较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居民消费碳排放已经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之一,因此从居民角度研究碳排放对节能减排有重要的意义。居民生活引致的碳排放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费直接消耗能源导致的碳排放;另一部分是“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导致的间接碳排放。基于碳排放系数方法,对中美两国居民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居民生活消费中的直接碳排放进行了定量的核算,在测算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其异同。结果表明:(1)中国居民居住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煤炭和电力两大方面,美国居民居住碳排主要集中在电力和天然气两个方面;(2)天然气和电力成为中国居民居住碳排放量的两个增长点;(3)两国居民交通碳排放量占比均较大,但是中国居民交通碳排放仅为美国居民碳排放量的八分之一;(4)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量均逐年上涨,美国居民近些年则呈现略微下降趋势;美国居民直接碳排放量是中国居民直接碳排放总量的约3倍左右。     

基于技术异质性的中日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分析

基于中日技术异质性,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利用WIOD数据库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1995—2009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测算中考虑了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碳排放。同时,采用SDA分析,对中日贸易隐含碳的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测算结果表明:从1995—2009年,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出口隐含碳从40.78Mt增长到152.78Mt,进口隐含碳从12.25Mt增长到66.87Mt,净出口隐含碳从28.53Mt增长到85.91Mt。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在1995—2009年期间,对于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规模效应促使了隐含碳的增长,技术效应促使了隐含碳减少,结构效应影响比较小。     

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模型

基于2000-2010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烟尘、工业粉尘等四类污染物的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程度的增加与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而且都很显著,而有助于降低工业废水的排放但在统计结果上不显著.产业结构对四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的排放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而对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起到了推动的作用.FDI与四类污染物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说明FDI有利于抑制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了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弹性值来看,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要大于国际贸易和FDI的系数,这说明国际贸易、FDI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而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普遍较大.同时,加入收入这个控制变量显示环境Kuznets曲线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上海市高架道路污染物浓度分布模式研究

通过对上海市高架道路的车密度和污染物浓度进行实测统计,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分析结果,以车密度为主要变量,建立了高架道路污染物浓度分布模式．其模拟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相关性良好,证明该模式可根据车密度的变化预测高架道路的空气污染状况．